〔中图分类号〕K262；K26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1-0145-10 近代珠江三角洲地区不仅工商业发达，也是近代民主革命运动的主要策源地，民初珠三角地区社会的剧烈动荡，较为典型地反映了清末民初社会的转型。1920年代珠江三角洲地区集中爆发的军团冲突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表现，它不同于农团冲突，并非阶级矛盾的对立，实则军队、民团、盗匪三者之间为争夺地方利益的纠纷。军团矛盾演变为冲突，与民初地方社会的武力化过程密切相关，是民初以来广东地方社会权势格局变动之产物。本文意在通过对军团冲突中武力因素的探究，重现民初珠江三角洲地区地方权势多元化过程及其对地方社会秩序的影响，从地方社会角度增进对民国军阀政治之理解。① 一、1920年代军团冲突的典型案例：九江事件 民国初年的广东社会相当混乱，各派政治力量激烈斗争的同时，军队与地方民团之间也不断发生摩擦与冲突。尤其是在1920年代上半期，军团冲突的数量多且规模大。从地域上看，这些冲突主要集中于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据报道，当时影响较大的事件有： 1924年1月，新会县大泽墟，滇军第七旅某营因争收赌规，与当地乡团发生冲突。双方交战激烈，死伤数人。后官方从会城调来游击队将其弹压，以大泽墟罚款5000元结局。[1] 1924年3月，省城广州，广州卫戍总司令部第二团的士兵因强用手票与商店发生纠纷，引发与省城商团的冲突，商团打死两名军人。[2] 1924年4月，番禺县高增墟，广东警卫军第三团因筹款向过往船只勒收保护费，与当地商团、民团发生冲突，双方交火战斗，结果民团包围军队，缴去枪械。[3]同月，南海县官山，地方要求撤调驻军，以求自治，与隶属滇军中路第一独立旅的陆领部队发生冲突，官山沙头各乡联团缴走军队部分枪械。[4] 1924年8月，东莞县虎门，西路讨贼军第四师因缴收船捐，与当地商团产生冲突，互相攻击，最后地方士绅出面调停，商团出款和解。[5] 1924年9月，东莞县莞城，因军队骚扰，地方不满，桂军严兆丰部与莞城商团及四乡乡团冲突，冲突中城内商民受损，城附乡村遭劫，事后防军退出，民团驻城守卫。[6] 1924年11月，李福林部粤军第三军第十七旅李群部在南海县西樵、塱心等地搜捕私铸机关与乱团，当地民团以为军队收缴枪械，双方发生冲突。西樵百余乡乡团武装出队，福军增兵至2000余人。[7]同月，东莞县虎门莲溪堡，驻防的桂军谭启秀部士兵因买菜起口角，与当地乡团商团发生冲突，后由莞籍军人王若周、张作东出面调解平息。[8] 1925年1月，新会县，建国粤军第一军梁鸿楷部第26团截查印花税，与当地商团冲突，商团军打死军方排长。军方乘机勒索商人赔偿人命银28000元，制造了所谓的“二万八事件”。[9] 1925年5月，中山县城，建国粤军第三警备队第五营前往县学宫操场操练，与当地联团游击队因误会而冲突，双方发生枪战，附近商店遭劫。[10]等等。 表面上看，这些军团冲突很大一部分与滇桂等“客籍”军队入粤有关系。实际上，此类冲突并不是滇桂军队所带来的，军队与地方民团冲突是双方对地方利益的争夺。既有经济利益的争夺，如地方税收、捐抽等，也有政治斗争的体现，如1924年11月东莞县莲溪堡军团冲突，表面上是谭启秀部士兵在墟镇买菜起口角而引发冲突，实际上却是当地民团与驻军宿怨的结果。莲溪堡南栅乡团长王孝伦本是地方一霸，“平日专以藉势敛财为事”。在廖湘芸任虎门要塞司令时，经乡人控告，曾将其逮捕，“即置诸刑”，被释后“因以廖为西路军官，因恨廖氏之故，遂西路各部亦恨之，乃积极而为驱逐西路军之运动”，“藉以谋危联军后方”，“实有政治意味”。[11]1920年代集中爆发的军团冲突，与民初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相关，是军队、民团、盗匪多种武力在地方争夺的表现。九江事件清楚体现了这点。 九江为南海县的一个大市镇，位于南海西南，与鹤山县隔河交界，明朝中后期以后，因桑蚕农业而丝织业兴盛，民国初年，商业空前繁荣，有“小广州”之称。1923年初驻粤滇军招抚九江当地著名盗匪朱联（又名朱池）、吴三镜（又名朱明新），委以九江警备司令。盗匪队伍二百余人相应摇身变为隶属于滇军第六师的军队。可是，穿上军装的盗匪贼性如故，藉滇军名义，“报复私仇，将该乡西方十一约地方焚杀掠掳，毁去屋宇二百七十余家，损失数百万”。[12]当地民团起而反对，引发冲突。滇军第六师师长胡思清发布告示，“一面严饬该司令朱池，严令该部士兵，各守军纪，不准稍有逾越”，也警告乡团，“若该乡团等不遵训诫，竟敢挑逗，则本师长惟有立遣大军，从严剿办，事关军法，慎勿视为具文”。[13] 滇军收编九江当地盗匪队伍，本意“藉资镇慑”，借以控制地方。盗匪与民团之间存在矛盾对滇军控制不利，为平息事件，保住地盘，滇军以正规军保荣光旅二千余人出兵九江，剿办了朱联，并进驻九江。盗匪首领吴三镜有幸逃脱，匿聚大同下墟一带，“派人分向顺德三十六乡及鹤山高明三洲太平等处匪帮运动，准备反攻”。[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