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21-23日，第六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风景如画的南京中山陵召开。这次会议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等联合承办，与会专家荟萃，成果斐然。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韩国及海峡两岸四地的中外学者共150余人共襄盛举，提交论文100余篇，围绕大会的主题“民国时期的社会转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转型中的民国政治 章百家、张宪文先生分别探讨了中国近代史的主线和民国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形态。章百家在《历史的四重唱——对中国近代史主线的再探讨》中指出，实现现代化、恢复大国地位、完成国家统一、实现社会变革四个奋斗目标可以作为近代中国历史的主线索；四个基本目标同时提出，交互进行，虽然有时它们发展不平衡，甚至相互矛盾，但是互为实现的前提条件。 张宪文先生在大会总结发言《对民国以来中国社会转型之思考》中总结了民国以来中国社会转变的规律和特点，对民国以来各个重大时期在社会转型问题上的具体表现进行了一一分析：(1)关于辛亥革命，他认为完成了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两大基本任务，认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为现代国家的建设勾画了雏形、展示了美好前景，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和转折点，标志着中国由传统的封建专制社会开始迈向现代社会，不能因为其存在时间短暂而轻视其重要性，特别是不能把社会改造的艰巨任务寄希望于一次简单的革命，并由此而断言其失败；(2)关于北洋政府时期，他认为一方面要看到当时的政治统治者缺乏国家建设的理想和规划，并不断地进行政治争斗和战争冲突，但社会发展的方向没有改变，许多领域有了新进步——现代国家的法制体制建立起来了，民主共和的制度得到部分保存，建立了一批著名的现代企业，现代教育制度的形成、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引发了学术繁荣与五四运动；(3)关于抗战前的南京国民政府，他认为虽然“黄金十年”的概括有些夸大，但该时期政治经济的改革、大一统国家的重构进程，都明显地“向前跨进一大步”；(4)关于抗日战争，他认为虽然日本的侵华对中国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破坏，但是它却极大地加强了中国人民的凝聚力，民族团结空前加强，工业内迁、文化教育科技内迁，这既保存了中国的经济力量，也调整了中国的现代经济和现代文化的布局；(5)关于战后时期，他认为抗战的胜利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新机遇，但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没有抓住这个机遇，在骄傲思想的作祟下，一意孤行，发动内战并最终惨败，其失败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内在的政治腐败，二是外在原因即丢掉了占中国人民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中小工商业者，蒋介石到台湾后仍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而是把所有的失败责任推给了他人；(5)关于1949年后的中国，他认为共产党的执政揭开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新篇章，政治上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而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经济上国民经济的回复及工业基础的初步奠定，文化教育的普及与提高等等都是空前的，但体制上的僵硬使得1949年的转型仍然欠完善。在上述基础上，张宪文教授认为“1978年的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新里程碑”。 政治领域的变革是民国时期社会变革的重要方面。姜义华在《民国时期大一统国家的重构》中认为，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在近代中国受到很大冲击，围绕建立汉民族单一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集权制国家还是分权制国家、实行一党制还是多党制、实行民粹主义还是精英主义等问题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然而最终还是回到了传统的道路上，建立了多民族的、集权的单一制国家。陈铁健的《北洋时期中国社会发展趋势》，在充分肯定辛亥革命伟大历史功绩之后，认为北洋时期中国虽然陷入内乱，但是中国社会仍然有所变化，尤其是这一时期思想多元化，经济也有较大发展，应该客观评价这一段历史。邓亦武在《民初共和制、洪宪帝制均告失败悖论新探》一文中指出，民初民主共和制因民主基础薄弱而失败，洪宪帝制并非因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而失败。民初中国是一个传统性与现代性兼备的过渡性社会，现代性不足以使民主共和制成功，传统性也不足以使帝制复辟成功。徐立刚在论文《民初宪政失败中革命党人的失策》中认为，策略错误导致革命党人失败，从南京临时政府解散至宋案发生，革命党人主要是在从事议会政治，未重视保留军事实力。革命党人在案发后又忽视现实条件，过早地发动二次革命。段祺瑞执政历来为人诟病，申晓云在《民国执政府时期“段氏中兴”述评》一文中则指出，自执政府而后，中国政治舞台上围绕“宪政”的讨论画上了休止符，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结束了在“有共和而无宪政”状态上的多年反复和徘徊，走向了它的最终稳定形态：一个以“集权”为主要标志的“党治”国家。 民意机关及司法、监察机关的创设是民国政治史上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柳镛泰在《各界联合与各界民意的形成，1894-1919——近代中国对又一个民意机关模式的追求》一文中认为，各界联合是在1907-1910年的利权收回运动和国会请愿运动中产生的。薛恒在论文《议员的岁费保障与国会的最终毁弃》中探讨了民初议会毁弃的原因在于议员岁费的保障远不健全，岁费从未及时正常发放。吴永明在《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建设析论》中指出，司法院的建立，在形式上彻底改变了封建时代司法依附行政的局面，但司法党化是对它的严重干扰。刘云虹在《论中西合璧的监察院弹劾制度》一文中认为，国民政府根据孙中山五权宪法理论创设了监察院弹劾制度，它表现出中西合璧、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特点。 国民党1927年后执政后，在发展中存在着危机。齐春风在《国民党与“九一八”时期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以上海为中心的探讨》一文中指出，在对待对日经济绝交运动的过程中，国民党党、政方面的分歧表现得甚为明显。这种分歧始终是国民党执政时期困扰它的严重问题。陈橹在《战力低下与民国下层军人来源出身的关系》中认为，民国时代中国军队战斗力低下的原因中兵源因素不容忽视。到对日抗战和国共内战时期，当局普遍强征壮丁充军，军人既无战斗意志又无征战能力。马振犊在《1949：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应变与结局》中探讨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大陆的结局，指出“中统”改组为内调局后走向崩溃，“军统”变成保密局上演最后的疯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