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强邻环伺，边疆危机四伏，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激发起国人对边疆问题的研究与关注，推动了边疆考察与著述风气的兴盛。西南边疆作为中国边疆的一部分，尤其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众多高校云集西南，学人汇集边疆地区，西南边疆问题的研究盛极一时，学人们留下了许多价值重大的著述。长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意识形态和现实环境的种种原因，民国史研究是学术界和文化圈的薄弱环节，①而中国边疆研究的诸多方面尤为薄弱，成为了禁区，资料封锁，成果难刊。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思想解放和学术氛围的宽松，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三次高潮渐趋形成，目前仍方兴未艾，显现出持续发展的强劲势头。然而，学界对民国学人北部边疆尤其是西北边疆问题著述关注较多，成果丰硕，而对民国学人西南边疆问题著述相关研究则较显薄弱。 本文试就国内大陆学界对民国学人西南边疆问题相关著述研究进行分类评述，文中民国时期西南边疆的时空范围是指：时间上为整个民国时期（1912年至1949年）；空间上为当时具有陆地边境线的西南省区②——西藏、西康、③云南和广西四省区。 一、民国时期学人西南边疆问题论著相关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有关民国学人西南边疆问题著述的相关研究日渐展开，其成果主要分散在藏学、史地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等领域。 涉藏类的成果主要有：王尧、王启龙、邓小咏《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④可谓目前所见较为完整且具有权威性的藏学学术史著作。该著共分五章，其中第四、五章分别从五个方面要略介绍与评述了民国时期藏学的研究概况，内容涉及康藏政治与经济的研究，历史与地理的研究，宗教、文化、教育与风俗习惯的研究，语言文字与文学艺术的研究，书目文献及其他方面的研究。该著对研究者认识民国时期藏学发展思路与著述成果具有重要意义。王启龙、邓小咏《二十世纪上半叶藏区地理研究述评》、《二十世纪上半叶藏区政治研究评述》、《20世纪上半叶藏区经济研究论著评述》、《1949年以前藏传佛教研究的回顾》、《1949年以前藏区教育研究述评》、《1949年以前藏族文化研究综述》，以及王启龙《民国时期的藏语言文字研究》、邓小咏《1949年前国内藏学研究文献回顾》⑤等文，是对20世纪上半叶藏区人文地理、军政、经济、佛学、教育、文化、语言、藏学文献等著述（包括译述）所做的扼要回顾与评述，内容涉及广泛，从不同角度分门别类地展示了这一时期藏学发展脉络与成果的价值，是对民国时期藏学相关著述学术史的集中展现。 此外，横水《〈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评价》⑥要略地评价了《西藏六十年大事记》的重要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充分肯定了该著鲜明而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曹春梅《民国时期国人对西康的社会考察及其影响》、《浅谈民国时期入西康考察之国人的类型及其原因》⑦等文，从考察的背景、类型、内容（民族、宗教、政治、经济等）、社会影响及意义四大部分进行了系统的爬梳与评述，对我们认识民国时期国人对西康的考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杨长虹《〈刘赞廷藏稿〉研究》，对刘赞廷遗存《藏稿》的产生、流传、研究价值和编纂者及编纂动机等方面做了考察，认为迄今为止《藏稿》仍是研究清末民初我国西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中外关系史方面弥足珍贵的文献史料，目前尚有待更多的学人认识、挖掘并利用。⑧ 史地类成果：近年来有关彭桂萼及其边疆著述研究取得的成果较为突出，李波《〈从西南边城缅宁〉看彭桂萼的边疆史地研究》，杨宝康《彭桂萼与云南地方文化研究——以〈西南边疆〉载文为例》、《彭桂萼的边疆研究述略》⑨等文，是对20世纪上半期云南地方历史文化研究者彭桂萼在边疆史地研究中的全部成果所做的考察与评述，考其西南边疆著述论著5部、文章7篇，认为著述字里行间鲜明体现了彭桂萼严谨求实的学风与忧国忧民的情怀，其经世致用与匡正时弊的心迹溢于言表。潘先林《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史地研究首次学术总结——〈云南史地辑要〉概说》⑩一文，是迄今为止最为翔实的考察1949年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出版《云南史地辑要》的来龙去脉、内容篇章结构、作者及其学术价值的专论，认为该辑要是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史地研究的首次学术总结，在云南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肖向龙、袁韵《抗战时期对西南历史地理的研究》(11)是对抗战时期大批史地学者和教学科研机构云集西南，从事西南历史地理研究所做的一次要略梳理与评述，认为这一时期西南历史政治地理成就突出，西南历史民族地理成果辉煌，西南历史经济地理成果不多且片面，西南历史自然地理研究较为薄弱。 从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有：王建民《中国人类学西南田野工作与著述的早期实践》，王水乔《论民国时期国内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的研究》，曹明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云南民族研究》，王晓莉《二十世纪前半期的瑶族研究》，刘小云《20世纪前半期杨成志西南民族研究述论》、《20世纪前半期中山大学与西南民族调查》(12)等文，是对20世纪前半期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专家深入到西南边疆地区进行田野工作的梳理和简评，介绍了这一时期参与人类学西南田野工作的研究机构、学者以及他们取得的成果，认为“中国人类学西南研究的发展对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演进、中外学术交流、民族国家缔造、民族和族群的划分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3)而根据田野调查所产生的很多著述在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并深化了国人对民国时期西南边疆问题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