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如何接受历史教训，防止德国、日本侵略势力复活，是整个世界最关心、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遗憾的是，由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国际社会已经分裂为“两个世界”。与此同时，经历了八年抗战并且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不仅没有迎来一个和平民主的新局面，反而是陷入内战的深渊。而这一切，都与当时的苏联有关。 1948年初，当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毛泽东语）的时候，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写了一篇文章为苏联辩护。为此，胡适以公开信的方式做了回应，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如何看待国际形势、如何对待苏联”的争论。这场争论对于进一步研究胡适的思想、了解当时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和近代中国的命运，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这场争论涉及到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因而时至今日，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对这场争论还很少有人研究②。 一、从胡适的一封迭信说起 2008年夏天，收藏界的一位朋友给笔者看了胡适的一封迭信。这封信是写给王世杰（字雪艇）的。信的全文如下： 雪艇吾兄： 前几天看了鲠生兄的一篇文字，我很感觉奇怪，故写了一封信，现由独立时论社发给五十多家报馆发表。 此文是为一般读者写的，不是对鲠生说的。此文下半竟好像是“胡适之哀告苏俄”了！（对牛弹琴！） 我把此文寄给老兄，也很盼望着老兄的指示。 老实说，我近两三年来很有点“反俄”。 将来我还想写一篇文字讲“对日和约”的问题。我曾向老兄说过，我不赞成我们坚持否决权。老兄说的理由，还不能叫我心服。 匆匆敬祝 双安 弟胡适敬上 卅七，一，廿三下午 查胡适当天日记，有“写信给周鲠生、王雪艇”②的记录。日记虽然简单，但是写给周鲠生的那封公开信③却非常重要。该信不仅表达了胡适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基本看法，也道出了他对中国命运的无比担忧。 三天后，即1948年1月26日，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接胡适之一信，示我以彼对国际形势之论文，意在驳斥周鲠生所发表之文字。适之自此将开始其‘反苏’之论战。”④ 周鲠生(1889-1971)，湖南长沙人。17岁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其间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回国，在汉口参与创办《民国日报》；1913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博士学位；后来又进入法国巴黎大学深造，获法国国家法学博士学位。1921年回国后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翌年秋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1926年赴广州参加北伐；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任东南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随后与李四光、王世杰创办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教务长；1939年赴美国讲学，1945年回国后担任武汉大学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等职，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中去世。 胡适把反驳周鲠生的事告诉王世杰，可能基于两个原因：第一，当时王世杰是外交部长，正在处理对日和约等问题，而周鲠生和胡适的文章，都涉及到这件事；第二，王世杰曾是《现代评论》的主要发起人和撰稿人，又是国立武汉大学第一任校长，与胡、周二人关系密切。周鲠生在学校事务上遇到麻烦，要与王世杰商量；蒋介石想请胡适担任考试院院长、国府委员，甚至竞选总统，也要通过王世杰去做工作。 二、周鲠生的基本观点 既然如此，为什么胡适会说“看了鲠生兄的一篇文字，我很感觉奇怪”，并写公开信反驳他呢？ 这篇文字的标题是《历史要重演吗？》，发表在民国三十七年(1948)二月十九日的《中央周刊》上。该文首先回顾了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历史教训。文章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民主国家为防止军国主义复活，与德国签订了凡尔赛和约。但是条约刚刚成立，国际舆论便开始同情起德国来：一方面，大家认为和约的条款太苛刻，不公平，甚至根本无法实行；另一方面，基于经济利益和政治均势的考虑，一些国家不是切实地执行和约，而是“以抑制盟邦、扶持敌国为国策”。这就使德国获得了经济军事复兴的机会。等到希特勒上台以后，“新德意志军国主义的基础早已奠定”，但是“保守主义的西欧政治家尚不省悟欧洲新威胁出现的可怕”，而是时时刻刻想利用德国抵制苏联，结果是终于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民主国家多年来对德政策的矛盾和错误，在这里暴露无遗。 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该文尖锐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两年多，而主要的对德对日两和约到现在还没有订成。表面上很多的时光消磨于外长会议关于召开和会起草和约之程序问题的争论，骨子里则是列强对德对日政策的分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文章认为，这是由于“人们以为今后欧洲的危险，在于苏联之向外发展的野心……于是他们认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利益，不在极端削弱德国而在扶持民主的德意志复兴”。 接下来作者又分析了战后的亚洲形势。文章说：人们普遍认为，二战结束后美国元帅麦克阿瑟管理日本是成功的，大家对日本政治经济的发展相当满意，但是对中国的现状却非常失望。美国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本来想把中国当成稳定亚洲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在战争胜利之后，中国却陷入了经济危机和内战漩涡。于是人们“怀疑在最近的将来，是否能期待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民主的中国出现，是否能靠中国作远东安定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民主国家，为防止苏联向外政策活跃于远东”，便自然想到了“战前他们曾经倚重过，而战败后仍认为值得扶持的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