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0)12-0063-09 政治是什么，这是思考政治问题抑或政治学最基本的命题，也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政治是什么，又是一个具体而又抽象的问题，是一种将具体问题上升到一般认知的逻辑。在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的政治逻辑演进中，瓦窑堡会议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或者说，通过这次会议确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以什么样的政治认知做出的政治选择，其内在的逻辑是什么？如何理解它“在中国政治上开辟了一个新阶段”？[1](P481)尤其是把团结纳入自己的政治逻辑，的确是在瓦窑堡会议前后这段时间实现的，这在中共认知政治是什么的整个理路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德国政治学家施密特曾说：“只有通过解释和界定特定的政治范畴，方能获得政治的定义。”[2](P106)本文拟对这段政治历史进行政治学的思考，通过梳理瓦窑堡会议前后统一战线的决策及构建过程，检视中共对中国政治尤其是自身政治的认知及其选择的变化。 发现差异：政治认知转换的逻辑起点 中共在瓦窑堡会议前后这段时间中政治认知和政治选择的变化，或者说政治逻辑的转换，尤其是从斗争的政治学发展为团结斗争的政治学，具体时限大体上是从1935年夏到1937年夏两年左右的时间。关于这一点，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作过具体的说明，他说：“中日矛盾变动了全国人民大众(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情况和政策。……‘九一八’后在三个条件(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武装人民)下和国民党中愿意同我们合作抗日的部分订立抗日协定的政策，成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我党一九三五年八月宣言，十二月决议，一九三六年五月放弃‘反蒋’口号，八月致国民党书，九月民主共和国决议，十二月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二月至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等步骤之所由来。”[3](P253)而这种变化和转换的逻辑起点就是发现差异。显然，这里的差异，一方面是指中国社会各种势力在“九·一八”事变以来尤其华北事变以来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与此前即1927年的国共合作破裂后的不同；另一方面则是具体指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各种势力之间因地位和利害不同而表现出来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不同。 中共对政治的认知来源于马列主义关于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论述。在革命的初期，拘泥于或僵化地理解马列主义关于政治的内涵也是正常的。所以，那时中共同其他党派仅限于阶级与阶级之间的联合，并且是极为谨慎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应当说主要是共产国际推动的结果。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国共两党由友党与合作者变成了敌党与对立面，包括在这两党所代表的基本力量之间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也似乎一夜间变成了中共的敌人，阵营和阵线是泾渭分明、红白对垒的。对此，毛泽东总结说：“一九二七年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出卖民族利益于帝国主义，造成了工农政权和国民党政权尖锐对立，以及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不能不由中国共产党单独负担的局面。”[3](P252)中共重新开启的革命，其基本力量就是工农，不仅把国民党(虽然也知道其内部有矛盾)看成是整个的敌人，即使是民族资产阶级、农村中的富农甚至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等也都视同一律，都被认为是反对革命的，即革命要反对和打击甚至是消灭的而不是联合的对象。政治认知形成一种对分状态，革命也就成为简单的事情，那就是领导工农向这些对象进行斗争和再斗争，这就是中共此时的政治逻辑，即斗争的政治学。 事实上，将政治生活对分的逻辑遮蔽了政治的差异性、复杂性和真实性。正如美国学者萨克森豪斯在其《惧怕差异——古希腊思想中政治科学的诞生》中所追问的：“政治生活的对分状态是否恰当，诸如男女、老少或者公共与个体这样的区分是否过于生硬地划分了形形色色的差异，这么做是否在城邦中制造了无谓乃至错误的界限。或者说，这些界限——不论是自然界限还是法律强加的界限——对于政治与知识秩序而言是否必不可少？”[4](2)“当我们被置于一个差异繁多的世界中时，我们的双目怎么能让我们——事实上，它们能吗？——发现那些差异？”[4](P224-225)发现差异不容易，但又是必需的。非常时期差异易于显现，也就是说更容易发现差异，因为环境逼迫人们表态和行动。从1935年夏季以来，在中国社会因日本侵略华北而发生急剧的变动后，中共不断发现了社会各种主体的差异，不再仅以阶级划分和区隔，阶层、群体、集团、派别甚至一切组织和个人都成为中共发现差异的视阈。同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指出：“在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中国小资产阶级是和反革命一起来反对革命的，那末现在的情形大不相同了，目前中国不仅是小资产阶级被不愿做亡国奴的呼声所惊醒，被民族革命战斗的战鼓所激动，都投入反日反蒋的革命洪流中来，甚至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及一些国民党的军官政客也鉴于‘满洲国’、‘共存共荣’的借镜而混入反日反蒋的革命漩涡中来，因此目前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大大的扩展了。”“虽然这些人民因阶级利益之不一致，其参加革命斗争的热情，与程度也各有差异，但是，现在若果他们有分厘的革命性，革命者都不能拒绝与之联合战线。[5](P21)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的时期，这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中国革命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5](P45)决议分析了日本侵略华北对整个民族、国际列强之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中共及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社会各阶级阶层、日本国内、苏联等各方面的影响及变化。并强调：日本的侵略行径“震动了全中国与全世界。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革命战线与民族反革命战线是在重新改组中。”[5](50) 这里，中共不仅发现中国社会各种势力在华北事变以来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与此前的差异，而且也看到各种势力抗日态度和行为的具体差异。指出：“不同的个人，不同的团体，不同的社会阶级与阶层，不同的武装队伍，他们参加反日的民族革命，各有他们不同的动机与立场。有的是为了保持他们原有的地位，有的是为了争取运动的领导权使运动不至超出他们所容许的范围之外，有的真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正因为他们的动机与立场各有不同，有的在斗争开始时就要动摇叛变的，有的会在中途消极或退出战线的，有的愿意奋斗到底的。但是，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5](P51)1936年8月，在《中央书记处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中也强调指出：“在抗日统一战线方面，要应特别注意在各党各派影响下的群众及其领袖，并具体的分析各党派的特点，采取各种不同的策略，以实际的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如历来同我们的党，处在最尖锐对立地位的最右倾最反动的国家主义派中的进步分子，现在竟把他的两个口号，加以新的解释，即‘外抗强权’不是指苏联而指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内除国贼’不是指共产党，而指的是真正的汉奸卖国贼，如果他们实际的真象这样的话，国家主义派将不是我们的政敌，而是在抗日战线中的同盟军……又如国民党的三个字，表面上似乎是代表全国的国民党，存在着差异，就是南京内部各派别如冯玉祥派，蓝衣社、少壮派、亲日派、欧美派等等，亦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至于国民党的嫡系，与已加入国民党为妥协条件的各部队各机关，用名册加入挂名的国民党，和满洲的以至华北的国民党，与暂时在南京政府统治下的国民党，更存在着实质上的不同。秘密结社的青红帮、在家理、哥老会、红枪会等，与公开的群众组织，亦有差异，已经在行动上事实上表现诚意参加抗日战线的，如女中的社会民主党，陈铭枢所领导的民族解放同盟等等，和仅在口头上表示要抗日，要联俄联共的西西(CC)，更存在着原则上的差别。这些差别与不同，正是我们决定策略的出发点。”[5](P188-189)在此，中共不仅把各种政治差异具体细致地缕析出来，而且明白无误地指出了这种差异的价值——政治认知及其选择的“出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