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22-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第三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郊外的香山举行。适逢社科院近代史所成立60周年，所以这次研讨会也是近代史所成立一甲子的纪念活动之一。与会学者就近世中国的变迁、中国在东亚乃至世界中的地位、中国人的世界观等问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不仅回顾了百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果，也探讨了今后的学科发展方向。 会议论文共121篇，作者来自中国大陆、台湾、日本、美国、韩国、香港、新加坡、俄罗斯、澳大利亚、德国等不同国家和地区(按人数多寡顺序排列)，题材涉及17世纪至今有关中国历史的诸多命题，集中讨论了晚清以降中国在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过程中的被动与主动、解构与建构以及其中的优劣得失。在写作手法上，既有宏大叙事的勾勒，也有针对历史细节的工笔之作。在史料选择上，报刊杂志和影像资料愈加受到重视，而蒋介石日记手稿的利用亦成时尚。①如果按照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思想文化史诸领域大致归类，可以看出思想文化史研究成果众多，占据了论文总数28％的比重。而随着学科交叉日益明显，跨领域研究已占总数的37％，成为学术发展的趋势。专题研究，例如戊戌变法研究、五四研究、民国研究、抗日战争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人物研究、地区研究、文化认知研究、现代化研究等都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下面拟分专题介绍，限于篇幅，未能将所有参会文章包括在内，请相关作者谅解。 一、戊戌变法研究 晚清作为传统中国与近代列强发生强烈碰撞的时期，开启了一个以“救亡图存”为口号的民族国家建设时代，总是吸引着历史学家的目光。各派史家通过各自的方法对前人的观点提出批评和修改。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茅海建的《张之洞与杨锐的关系》主要通过考订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张之洞档案中张杨的来往电报原稿和信函，判断杨锐最晚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起，即充当张之洞的“坐京”，为张之洞提供政治情报并办理各种交待事务。在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又给杨锐下达了大量指示，并在杨锐被捕后积极营救。文章还修正了孔祥吉认为其所发现“百日维新密札”的作者是李鸿藻之子李符曾的观点，通过比对字迹和分析语气，确定该札是杨锐所为。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马忠文《康(有为)、张(荫桓)交谊与戊戌政局》一文以康张交谊为切入点，重新阐释戊戌政局。作者认为康有为与其同乡、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的关系，比与帝师翁同龢的关系重要得多，应是康在戊戌年春迅速进入皇帝视野并得以“骤进用”的主线。通过分析康有为自编年谱记述上的漏洞，文章揭示出光绪帝对康的重视，与《上清帝第六书》达于天听之后张荫桓利用召见机会秘密进言有关：张一方面向光绪帝引介康氏著述，另一方面又向康提供消息，鼓动其及时将书折递至总署，好让光绪在召见军机大臣时宣取。而对于翁同龢之作用，作者认为翁并未向光绪皇帝举荐过康有为，只是由于政变后当事人的推诿、隐讳和夸大，以及清廷高层派系斗争中政治倾陷等因素，改动了历史叙述，致使翁同龢代替张荫桓而成为“康案”要角。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贾小叶的《从康有为“两考”的不同反响看维新时期学术与政治的纠葛》则通过比较新旧两派对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态度异同，探讨戊戌时期学术与政治的复杂关系。作者指出，由于《新学伪经考》问世较早，且没有涉及太多“孔子改制”等微言大义，故无论是守旧者还是维新派，都将其放在学术研究的脉络中进行评论；而对于《孔子改制考》鲜明的“改制”主旨，新旧两派的态度泾渭分明，维新派因在政治上与康一致而容忍其学术，守旧派则因政见不同而对其学术大张挞伐；当部分维新人士转向革命后，便也加入了攻击康学的队伍。 二、五四研究 五四新文化运动常常被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不同文化营垒之间的论战，对于中国文化史毫无疑问具有革命性的影响。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桑兵《文与言的分与合——重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一文，反思了“新文化”运动中文言改白话的利弊得失。作者指出，汉语言文字改革是在近代进化观念的影响下，以西方列强共有之字母文字为进步取向，要求废除汉字的大背景下提出的，无论是钱玄同、鲁迅等激进派还是胡适、陈独秀等温和派都普遍支持。因此，白话文运动其实是作为废弃汉字代以拼音文字的过渡措施而发起的，其初衷是为了促进国语统一，以期走上言文合一的坦途。文章列举了以陈寅恪、傅斯年为代表的“文言正宗”派从比较语言学角度对新文化论者的批判，同时指出白话运动不过造成新的欧式书面语，非但文言不能合一，还使得方言群体失去了书面文学创作的动力和能力。作者从拼音文字不代表历史进步和教育的良否取决于教育制度两个方面动摇了白话运动的理性基础。文章结尾深刻地反省道：在一元化进化论的主导作祟之下，近代以来，国人不断以变化为进化，而将现在等同于现代；新文化都不免成为浅文化的代名词。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的《重构五四记忆：从林纾方面进行探讨》一文更进一步揭示了今人对五四时期白话运动的评价与书写历史的权力之间的关系。作者开篇点明主旨：历史是成功者写的，因而历史的记忆往往是不真切的。文章对林纾一直以来因作为陈独秀、胡适白话文运动的反对者而被描绘成“保守”乃至反动的形象提出了质疑，认为当改革已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基本共识的时候，并不存在本来意义上的守旧派、保守派。马文通过审视五四前后的重要历史事件，进一步指出新旧人物在某些观点上的冲突和对立，实际上可能是朋友间的交锋和交集，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绝对新或者旧的区分，从而得出以往对于林纾的评价有失公允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