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0)06-0066-05 对于王明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毛泽东批评过多次，其中较早而又比较重要的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41年10月8日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他说：“王明在武汉时期的工作，我和他谈过在下面几个问题上有错误：(一)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乐观；(二)国共关系问题——忽视在统战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三)军事策略问题——王明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组织问题——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打通电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到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①第二次是1943年10月14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报告，内容和1941年说的差不多，他说王明路线的特点是：(一)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三)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四)在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闹宗派主义②。1943年9月7日-10月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把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定性为“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路线”③。从此以后，特别是经过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就一直被称为“右倾投降主义”。直到2002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才改变了这种提法，只说王明在抗战初期犯了“右倾错误”，没有再提“右倾投降主义”④。 其实，很多学者早就对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和周国全在1998年出版的《王明传》中，就没有再使用“右倾投降主义”的提法，只说他犯了“右倾错误”⑤。1999年，杨奎松在《50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一文中，指出了王明研究中的弊病，即先认定王明是“坏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然后在王明的文章中找出几句可以归结为“右倾”言论的词句来，最后得出王明美化、抬高蒋介石国民党，要共产党向国民党妥协投降，把政权和军队让给蒋介石这样一个吓人的结论。其实，哪怕稍微客观一点，我们就不可能从王明当时的文章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来。更何况，在当时统战的条件下，共产党领导人公开讲的是一回事，心里则往往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这些考虑有时只有在一些内部的高层会议讲话里才能看到。奇怪的是，当人们主观上认定某某人是“坏人”以后，经常是连读他的讲话的感觉也变味了，眼里只剩下那些可以被视为问题的词句了。很显然，有些研究者是读过王明这时在内部会议上的发言的，但却只是注意到他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了，而且内容也改变了，没有注意到他紧接着所讲的：因此，现在尤其要注意保存红军的独立性，第一要保障党的领导；第二要保障自己干部的领导；第三要建立自己的教育与政治工作；第四要使之成为打胜仗的模范。要将我们的军队扩大到30万。他们只注意到他讲我们不应当说谁领导谁，而应当提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却视而不见他紧接着强调的、在政治局以外不能说的话，即“对于革命前途问题，我们对外说中国抗战胜利是民主共和国，而我们自己要明白，中国将来是由民族阵线转到人民阵线，最后到社会主义的胜利”。“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但“我们应认识到，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国民党是过渡的”。加强国共合作是争取将来不是国共关系破裂，而是革命与反革命完全分裂，使国民党内革命的分子到我们领导下来，“使右派最后滚出去”。很显然，如果我们不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王明的文章和讲话，是不可能得出那些吓人的政治结论的⑥。 近年来，不少学者又提出了新的看法。郭国祥、丁俊萍在2008年发表的《论抗战初期毛泽东与王明的合作与分歧》一文中说：抗战初期，王明与毛泽东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方面并没有原则性的分歧，相反两者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并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发展和抗战事业的胜利。即使是分歧，也要具体分析。抗战初期，战局瞬息万变，情况错综复杂，每个人对事情的分析不可能一致，有分歧、判断失误也是很正常的⑦。言下之意，就是不能再把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看做右倾错误。 李东朗在2009年发表的《关于王明右倾错误的几点思考》一文中，提出了三个新的看法：第一个看法是不能以王明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和七个“统一”说明王明坚持右倾主张。以运动战为主(包括阵地战)，以游击战为辅的战略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对全国抗战的主张。而且这个战略方针是就全国战局而言的，是正确的。至于七个“统一”，即“统一指挥、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武装、统一编制”，主要是针对国民党的，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条件下，为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武装争取待遇的，应该说出发点没有错误。第二个看法是王明右倾错误，主要不是在理论、认识方面的问题(虽然也存在认识方面的错误)。他在提出“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口号的同时，又强调了维护中国共产党根本利益的内容，似乎认识是全面的，谈不上右倾错误的问题。他的问题是在处理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具体问题上，不能坚持原则，应对乏力，表现右倾。第三个看法是王明在抗战初期的最大错误是把个人凌驾于中央之上，在组织上闹独立性。这是王明抗战初期错误的主要问题，也是其犯错误的根源⑧。 我认为，他们讲的都是有道理的。对于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应该做具体分析： 第一，王明并不是不要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独立性。他在提出“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口号的同时，对这个问题一直是强调的。例如他在1936年7月撰写的《新中国论——为中共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和中共新政策实行一周年而作》中就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地应当表现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及其他组织在共同的抗日斗争纲领的基础上订立政治的协定，同时，保存各党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因此，“在为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或者已经建立了这种统一战线的条件之下，我们不仅一分钟也不应当允许减弱我们自己的共产党及其组织，而且特别应当用尽一切力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党，更加保障党的纯洁和统一”；“必须坚决反对那些可以在实际上使共产党与某种反日斗争的政治同盟相混合的一切倾向，必须反对那些以为可以不加选择地允许一切宣布赞成或实际参加反日的人入党的提议。同时必须反对那些实际上可以造成重复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等机会主义错误的倾向，这种错误的实质，就是……使共产党丧失独立性和使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变成民族资产阶级的尾巴”⑨。关于军队的独立性问题，文章也明确提出：“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应当是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及其它军队根据共同反日武装斗争的政治协定而组成的联合军队……所有参加的武装力量，均完全保存其原有政治制度，均保存其原有的军官成分和政治工作人员成份”，“没有得到同盟军方面自愿的同意，任何一个参加联军的部队，没有权利去干涉另一参加部队的内部事情”，“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所谓用‘国民党改组红军’的方法”来改组红军⑩。王明回国以后，仍然坚持了他这些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