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0)12-0057-15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统一集权，与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社团争夺青年，进而影响全社会、全民族，一改往日做法，在各大学积极扩建国民党组织，使得各大学师生中国民党员数量快速发展，各校党部的地位也相应提升，成为大学里举足轻重的势力。然而，将大学当做政治地盘和势力范围，在扩张国民党的声势的同时，也使得国民党内派系之间你死我活的明争暗斗延伸到大学校园，一方面进一步激化了国民党内的派系冲突，另一方面导致了本来暗潮汹涌的大学更加泛政治化，不仅破坏了大学的形象，也增加了师生和全社会对于国民党的恶感。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决定取消包括大学在内的区党部组织活动，中共乘机加快在大学师生中间的组织发展。随着国民政府的军事失利和国统区的社会失范，大学师生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日益离心离德，从而加速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统治的分崩离析。 抗战期间乃至此后，介入大学校园争斗的国民党派系主要是二陈的CC派和与之关系甚深的后起朱家骅派。关于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历来众说纷纭，大都语焉不详，相关著述，即使正经之作，亦多夹杂未经斟酌考订的坊间传闻，似是而非、以讹传讹之词不在少数。尤其是CC派，尽管当时即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还有人撰写成书，可是不仅当事人矢口否认，相关记述也言人人殊。直到近年，才有学人爬梳整理，令基本史事大体可以征信，并且将CC派与朱家骅派交恶纷争的来龙去脉有所交代。在此基础上，又以西南联大为中心，探讨了战时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组织发展，并略及由此引起的派系斗争向校园的延伸，提示了若干关键性议题。①由于西南联大的国民党党部主要由朱家骅派控制，与CC派的矛盾并不突出，双方在各个大学恶斗的全局详情及其影响，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以近年来海内外学人对此议题的研究进展为起点，考察抗战期间以至战后二陈和朱家骅两派在大学系统的激烈缠斗，以及这一派系纷争在大学教授群体中造成的深切影响，乃至导致教授群体在国共相争的政治漩涡中做出各自取舍等一系列复杂纠葛，不仅能够加深认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何以迅速从如日中天走向一败涂地，对于后来进入新中国的旧知识界的种种不适应，亦可增加感同身受的理解。 一 同门相争 根据王奇生教授的研究，除个别例外，抗战前国民党很少在大学建立组织。1938年1月，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后，开始谋划在教育界扩张势力，而在大学建立党部，无疑是名正言顺地发展地盘的首选形式。所以1938年年底，仍然由CC派干将张厉生控制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已经着手在中央大学等8所高校筹设党部。② 在国民党的组织系统由CC派一手遮天的情况下，向大学扩张势力，本不会导致发生内讧。可是蒋介石对于CC派控制下的国民党失去信心，有意压抑CC派的过度膨胀，以平息党内外的怨气，避免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并间接向各方面示好。为此他采取了几项重大措施，包括组建具有新的政党性质的三青团，与国民党并行，不允许CC派插手团务；将陈立夫调离组织部部长的职位，启用朱家骅掌管党务和组织等。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朱家骅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并兼任新设的党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该委员会是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的辅助机构。由于中央调查统计局隶属于中央党部，按例局长由秘书长兼任，朱家骅还一度名义上执掌中统(实际由副局长徐恩曾主持)。是年7月9日，三青团正式成立，朱家骅任干事会常务干事，不久又兼代书记长，照料团务。1939年12月，朱家骅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仍兼任中统局局长。③这几方面，恰与CC派原有势力范围有着此消彼长的利害冲突，进退之间，双方摩擦不断，矛盾渐深。 朱家骅与二陈，本来颇有渊源，因此不少人指其为CC派出身，并将战时后起的朱家骅派称为新CC派。其实朱家骅虽然与二陈关系匪浅，却未必算做CC派中人。朱家骅与二陈，籍贯都是湖州，有同乡之谊。1924年6月，湖州旅沪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湖社，参与其中并担任要角的张静江、陈其采、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潘公展、褚民谊、徐恩曾等，均为国民党要员。该社名为同乡联谊组织，实际如戴季陶所说，“我们湖社，虽然是地方的团体，却是地方的同志团体，不是地方的同乡团体”。期望十年之后，“我们湖社已经能够成为对内对外都具有独立的意识和行为的团体”。④湖社与国民党志同道合，这样的政治纽带将其与国民党统一全国的趋势紧密联接，湖州人士相互援引，成为国民党内江浙集团地位上升的推动者和得利者。朱家骅身处其中，自然得沾雨露。 不过，尽管CC派后来坐大，并非所有湖州人士均为其网罗殆尽。据陈果夫说，1935年，他曾托张道藩邀请朱家骅加入青白社，后者“初则支吾其辞，终未允可”⑤。后来朱家骅能够得势，“他的成就，固由于他自己的发展，主要的还是戴传贤的支持。戴氏认为中国只有一个半人才，朱家骅是一个，还有半个便是易培基。可以说朱家骅主要还是他提拔起来的”。抗战期间朱家骅被迫辞去组织部部长一职，戴季陶还在蒋介石面前痛哭一场，甚至“跑到成都去隐居，说‘再也不做考试院长了’。足见戴氏爱护朱家骅之深”。⑥戴季陶与朱家骅都是湖社重要成员，又是中山大学的同僚，朱家骅受戴季陶提携，当在情理之中。可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戴季陶的地位影响逐渐式微，朱家骅受其知遇，政坛兴起可能与之有关，但要迅速窜升，与国民党内第一大派的二陈抗衡，甚至夺占其势力范围，显然必须得到其最高领袖的支持。从其时一系列相关的人事调动和安排可见，扶植朱家骅以制衡CC派，应是蒋介石全盘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家骅的本意或许并非专门针对CC派，而是处于和CC派尖锐对立的境地，身不由己地被推到派系斗争的风口浪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