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10)05-0092-18 “高饶事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发生的一场党内斗争。1998年，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1953年夏天，高岗、饶漱石受到某种暗示从事不正派的党内小组织活动。他们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周恩来，历史已经证明这是全国胜利后党内首起权力斗争事件，也是直到引发‘文革’为止的党内动乱的肇始。”[1]应该说，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到目前为止，对“高饶事件”的研究还有很大空间，或者说，还有很多问题需要阐明。本文的讨论，希望在以往的基础上抛砖引玉，有所推进。 “高饶事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发生的一场重要的党内斗争。因此，也是学术界比较注意的热门问题之一。迄今为止，关于这一事件的叙述，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以中共中央的几次会议为主线，在反对高饶反党活动的口径下，简略介绍对高饶的处理过程。比如，1991年6月出版的朱玉湘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在有关章节中写道：“1953年12月至1954年4月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全党，开展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分裂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斗争。”该书作者叙述的几次党的会议，分别是1953年1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1954年2月的七届四中全会、1955年3月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同年8月出版的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采取的表述方法与此大同小异，只是多交代了几句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会议期间以及会后高岗的阴谋活动。这种叙事方式是一种教科书典型，简略性、正面性、结论性是它的三个基本特点。它的内容很简单，以介绍党的会议和有关决议为基本要点，全文类似辞条。 第二，根据已经披露的有关事实，把1949年以来刘少奇与毛泽东以及高岗的一系列理论、政策分歧罗列起来，全面叙述高岗与刘少奇的分歧，最后交代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饶事件”的结论。这样，“高饶事件”的整个过程，实际上就涵盖了1949-1955年的前后七年时间。比如，《凯歌进行的时期》一书，就列举了1950年之后发生的一系列党内分歧，包括1951年1-7月间围绕山西省委关于农村互助合作问题的分歧，1950年7月—1951年12月期间关于工会工作的分歧，1953年6-8月关于“新民主主义秩序”提法的分歧，1953年上半年关于新税制问题的分歧。林蕴晖所著《高岗向党发难的背景》一文，也采取了同样的处理方法。聂家华、刘兴豪、杨树标所著《对“高饶事件”中几个问题的考察》一文，则更进一步，追述了1949年5月刘少奇《中央关于对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致东北局电》、1950年初刘少奇对东北局限制新富农问题的谈话，1951年上半年薄一波转送“东北一党员”来信事件，以及1952年8月中监委、中财委调查鞍钢无缝钢管厂爆炸事故等一系列事实所引起的党内纠纷。这种叙事方式具有从事实出发的性质。 第三，重视细节问题的澄清和说明。比如，高岗的秘书赵家梁所写的《高岗第一次自杀经过》一文，披露了高岗1954年2月17日第一次未遂自杀的经过。赵家梁证实，高岗自杀的方式，是骗取警卫员矫洪良的手枪开枪自杀的，从而订正了许多人所持系触电自杀的说法(包括杨尚昆、王光美)。比如，刘明刚所著《“东北一党员”的信与“高饶事件”》一文，详细介绍了1951年1月东北局党校教育处处长萧一平、中共鞍山市委书记杨春茂以“东北一党员”的名义向党中央写信检举高岗和东北局问题的原委。比如，何祚康编译的《毛泽东谈高岗事件》，介绍了西方学者关于七届四中全会前后毛泽东几次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等人谈论高岗问题的研究，等等。 第四，把1952年12月新税制颁布后，薄一波所受到的毛泽东的尖锐批评，和高岗利用新税制问题批斗薄一波、企图实现影射和打击刘少奇的目的做严格区别。前者作为薄一波由于存在工作错误而被毛泽东批评，后者属于高饶犯下的反党分裂罪行。这是薄一波晚年所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所做的处理。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分为上下卷，上卷1991年出版，下卷1993年出版，合计近80万字。该书一共分为43节，实际上是43个专题。其中，最后一节总结了1956-1966年期间10年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因此，除去第43节之外，该书谈了42个专题。 关于“高饶事件”的情况，该书分别在上卷的两个专题中作了叙述。一是第10节“1953年夏季的全国财经会议”，二是第14节“关于高饶问题”。 对于全国财经会议上受到的批评，薄一波在书中肯定，在陈云领导下，中财委在建国初期的经济工作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不过，由于自己有错误，所以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是应该的。他说： “在这个过程中(笔者注：指中财委领导建国初期经济工作的过程中)，我也是努力去做工作的。但是我在工作中，由于经验不足，产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受到批评是应当的。而且，我从这些批评中确实获得了教益。特别是在财经会议期间和会议之后，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我的关心、帮助、鼓励和教诲，更是铭记在心，终生难忘。”[2] 对于“高饶事件”，他说： “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结束后不到半年时间，我们党就揭露了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这是建国初期党内发生的一场严重的斗争，也是当时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场斗争的胜利，对增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起了重大的作用。”[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