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的选择: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历程(1944-1950)

作 者:

作者简介: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系教授、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上海 200062

原文出处:
近代史研究

内容提要:

中苏结盟是一个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由于缺乏信任,1944年中共和苏联都没有把对方作为战后合作伙伴的首选;1945年毛泽东在党内宣布苏联是中共的朋友,却遭到斯大林的白眼;1946-1948年苏共谨慎地援助中共建立起革命政权,但只限于中国北方地区;经过激烈的争论,并在毛泽东表示政治上的顺从后,斯大林决定支持中共夺取全国政权;斯大林在中苏民族利益的冲突中被迫做出重大让步,从而对毛泽东的忠诚和中苏同盟的可靠性产生怀疑;毛泽东在极端困难和矛盾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出兵朝鲜单独对抗美国,避免了中苏同盟条约被束之高阁的命运。总之,中苏同盟并非出于意识形态的要求,尽管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从中苏结盟的过程看,这种无奈的选择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同盟破裂的隐患。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1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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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中苏同盟如何走向破裂一样,在冷战国际史和中苏关系史研究中,中苏同盟的形成也是各国学者之间讨论最多、分歧最大的问题之一。关于中苏何时开始结成同盟,牛军认为,1945年10月苏联开始全力支持中共夺取东北,并与中共形成一种战略关系,这是战后双方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①文安立提出,苏联人于1946年4月同意让中共接管东北各城市是中共与苏联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②盛慕真则认为,中苏结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前数十年中,中共与莫斯科关系的逻辑延伸”③。柯伟林赞同这一说法,并指出中苏联盟在某种程度上是预先注定的,是由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特别是作为中共监护人的地位所决定的。④关于中苏结盟的原因,很多学者都强调意识形态是主导因素,认为中共和苏联拥有共同的政治信仰是两者走到一起的最主要原因,作为对立因素存在的美国也起了很大的反面推动作用。⑤至于斯大林(J.Stalin)与中共政权得以建立的关系,多数学者都认为苏联的援助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俄国学者认定,中共对国民党的胜利只是由于苏联的援助才有可能。⑥也有学者对此持否定意见,认为苏联战后对华政策是从自身角度出发的,没有考虑中共的利益,中共之所以能从当时复杂艰辛的局势中闯出来,主要依靠的是自身的力量和智慧。⑦

      究竟应该如何评判苏联战后对华政策的目标及其转换?莫斯科对中共何时、何地持何种立场和态度?对于中共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斯大林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毛泽东对苏共的态度是如何转变的?中共在中苏结盟的过程中的主要追求是什么?要讨论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对中苏同盟起源的历史事实有一个基本的认定和认同。关于1944-1950年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笔者近些年通过梳理中俄双方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分专题进行了详细描述。本文则着重讨论这一历史过程中的逻辑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中苏同盟起源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做出总体评述。

      一、毛泽东和斯大林最初都没想把对方作为盟友

      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战后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延续,而苏共对中共的立场,又是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的组成部分。就夺取全国政权而言,中共胜利的起点在抗日战争的末期,那时,中国是一个苏联与之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大国。在战争期间(特别是1941年以后),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也是罗斯福(F.Roosevelt)在开罗给蒋介石戴上了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⑧因此,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令人鼓舞的,甚至在中国共产党看来,美国也是可以寄予希望的国际力量。

      以往的研究结论大体认为,虽然中共始终处于莫斯科的领导和帮助之下,但1930-1940年代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关系却比较紧张。近年,旅美俄国学者潘佐夫利用最新披露的共产国际档案所进行的研究指出,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关系整体说来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紧张:30年代初毛泽东在中共地位的上升“应该归功于莫斯科,而首先应归功于斯大林”,后来毛泽东所批判和斗争的中共党内莫斯科派领导人都是斯大林“已不再信任”甚至准备审判的人。⑨这些史事都是经过考证的,其结论也是可信的。但作者进一步认为,中共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以及在很多政策上都一成不变地依赖莫斯科”,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忠实信徒”,并且是靠斯大林的支持才战胜蒋介石的。⑩这种看法就很难令人信服了。

      在对日战争时期如何处理国共关系方面,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主张。例如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时,中共出于对联蒋抗日的方针缺乏信心,曾一度采取了借机除掉蒋介石的策略,主张把蒋交付人民审判,重组“革命的国防政府”。只是在看到了莫斯科公开表明的反对立场后,中共中央才改变了主张。(11)再如皖南事变发生后,194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12)。1月15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A.Paniushkin)和军事总顾问崔可夫(V.Chuikov)接见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和叶剑英,得知中共军队已经做好进攻准备后,潘友新立即指出:“目前中国共产党主要的敌人依然是日本人。如果中共将发动积极地针对国民党部队的军事行动,只会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内战”,“你们当前的首要任务乃是竭尽全力来保全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尽管同意对国民党发起政治攻势,但强调“不应当直接点蒋介石的名字”,更不能直接“指责他便是皖南事件阴谋的组织者”。(13)显然是受到苏联立场的影响,毛泽东在出席当天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便改变了说法,只提发动全国性政治反攻,并指出左派提出与国民党大打的政策不能实行。(14)从本质上讲,国共两党水火不容,而斯大林出于对苏联东线安全的考虑却必须支持国民政府,要求“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在这方面,苏共与中共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中共当时毕竟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且其发展壮大也离不开苏联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对莫斯科只能言听计从。在这两次重大事件中,都是中共中央已经做出决定后,又不得不改变初衷,毛泽东此时对斯大林的感受可想而知。这也就难怪毛泽东在考虑中共未来的发展时,首先会想到争取美国人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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