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曾把中国托洛茨基派当做最凶恶的敌人进行严厉的打击，由此在内部产生了一些冤、假、错案。对此，一些学者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若干成果①。研究者认为，这一时期中共的“反托”运动与苏联、共产国际的“肃托”运动有关，但对这个问题仅仅是点到为止，尚未有更深入的研究。笔者根据近年来新公布的一些档案资料，对这个问题进行再探讨。 中国托派主要是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派，自1929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第44号通告，号召全党开展反对托派斗争后，中国托派被作为“反革命”、“出卖阶级的叛徒”②从中国共产党内被清除。自此，托派在中国共产党内已不复存在。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举行的瓦窑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③根据瓦窑堡会议制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中共中央于1936年4月25日发出《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提议：中国各党派相互间不管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与信仰，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要为抗日救国联合起来，“创立抗日的人民阵线”。表示“欢迎各党各派的中央与地方组织能接受我们的提议，互派代表同我们与我们的地方组织共同协商具体进行办法，组织各党、各派的中央的与地方的行动委员会，以创立中央的与地方的抗日的人民阵线”。④这个宣言把“托洛斯基主义者同盟”列为中国重要的政治派别之一，表明中共中央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改变了过去把托派当做敌人的态度，愿意同其联合抗日。 对于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议，中国托派不但没有响应，反而咒骂共产党和红军，攻击中共提出的联合各党派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的主张“是出卖中国的革命”⑤。托派在这时创办的机关报《斗争》，主要内容就是攻击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⑥。对于托派的这种政治态度，中共中央认为“他们实际上已成了日寇的代言人，他们不仅是共产主义的叛徒，而且是整个被帝国主义压迫到吐不出气的中华民族的汉奸”。尽管对托派的主张进行了严厉抨击，中共中央还是表示：“我们要尽力把这些分子从反革命的泥坑中解放出来，争取他参加抗日战线。”⑦可见，中共中央这时还没有把托派完全当做敌对派别看待。 1937年1月23日至28日，在莫斯科进行了对所谓“反苏托洛茨基平行总部”案的公开审讯，涉案的人员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科里尼科夫等17人。审讯结果认定上述人员的重要罪名之一是：“答应帮助日本侵占中国。”因此，“托洛茨基分子也是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于1月28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通报了莫斯科审讯“反苏托洛茨基平行总部”的情况，要求中共中央“应当从这次审讯中吸取严重的教训。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对党的敌人的警惕性；必须仔细和系统地研究和审查干部，揭露一切隐蔽的托洛茨基分子及其帮凶”。并指示：“应当在广大群众中开展一次声势浩大的运动，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和反对作为日本侵略者的直接帮凶的中国托洛茨基分子。”共产国际还特别提醒中共中央“必须特别仔细和审慎地对待那些在某个时期参加过托洛茨基组织的人”。并特意点出吴亮平和左权，说左权在莫斯科学习时，在他的住处发现过托洛茨基的著作，持“反党立场”，和托洛茨基分子有联系，认为中共中央对他和吴亮平“过于信任”，而在不久前还任命左权“担任极其重要的军事职务”。共产国际还从过去“苏区发现托洛茨基著作”断定：“甚至在中国苏区也有托洛茨基的代理人”，要中共中央“应该给以特别认真的关注”。⑨ 在苏联审讯“反苏托洛茨基平行总部”案的前一个多月，中国发生了西安事变。苏联政府对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估计，苏联驻中国代办向南京政府表明：“张学良之行动，徒足以破坏中国统一，减少中国力量。”⑩并表示，这个事变与苏联没有任何关系。苏联《真理报》于12月14日发表社论，指责张学良将军“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俨然高揭抗日旗帜，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牺牲品”，认为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是受日本军阀的唆使，为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领土扫清道路”(11)。共产国际对中共同张学良建立统一战线是有看法的，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在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认为：“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同盟者”，特别是在两广事变失败后，“张学良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动摇甚至是公然背叛我们”(12)。西安事变发生后，共产国际认为“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在客观上只能损害中国人民的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并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3)。 西安事变前，与托派分子有过联系但本人并未参加托派组织的张慕陶受聘任阎锡山的高级参谋。西安事变发生后，应杨虎城的邀请，张慕陶到西安。张慕陶从反蒋的一贯立场出发，竭力主张杀蒋。张慕陶的活动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并通报给中共中央：“根据我们的情报，在阎锡山和杨虎城周围，有很多托洛茨基分子，他们冒充共产党人。我们毫不怀疑，他们是按照日本情报机关分配的任务为其工作的。”要求中共中央“必须向阎锡山和杨虎城说明这一点，并同他们一道采取措施制止托洛茨基分子的罪恶活动”。(14)张慕陶主张杀蒋当然是不正确的，但共产国际将张慕陶的活动同托派联系起来，作出的判断显然是根据苏联对西安事变性质的判断和对“反苏托洛茨基平行总部”案的审讯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