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0)05-0039-13 1935年9月下旬到10月中旬，西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两部分)发生了严重的“左”倾错误肃反。中共北方代表和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通过不同的途径得到西北革命根据地“问题严重”的报告，遂派遣朱理治、聂洪钧等人赴西北解决问题，加强领导。1935年，依据上级有关肃反的决议，加上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某些地方领导人的配合，依靠刚刚开赴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肃反领导者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一场主要针对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党政军领导的肃反运动。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陕甘根据地的开创者、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者被逮捕，并遭到刑讯折磨，“凡是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干部和西北军委机关、陕甘边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主席以上的干部几乎全部被捕”①。这次肃反造成了当时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②。如何正确看待这个事件，目前学界还存在着不小的分歧。 一、众说纷纭的“陕北肃反” “陕北肃反”从发生到现在已经70多年了，但是关于“陕北肃反”的相关争论却一直没有平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管在当事人的回忆中，还是在党史著作中，在关于“陕北肃反”的问题上，要么语焉不详，一笔带过；要么有意避开，讳莫如深；要么，同一个人，也出现说法前后不一的现象；甚至还有的人，编造历史，混淆视听。这些问题的存在更增添了研究这段历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陕北肃反”问题是一个长期被有意或无意忽视的研究领域。在中共的权威出版物上，很多著作只是略微涉及。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在提及“陕北肃反”的地方只讲了中共中央抵达西北根据地“挽救了‘左’倾路线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③，只是在注释部分做了一点解释：“一九三五年秋，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被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中去，使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等遭到排斥。接着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又被逮捕，从而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④《中国共产党历史纪实》在谈及“陕北肃反”时，也是简单描述“反‘围剿’斗争紧张进行并且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中共陕甘晋省委中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一些领导人进行错误的‘肃反’，逮捕了红十五军团军团长(此处有误，刘志丹当时为副军团长——引者注)兼参谋长刘志丹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造成了陕北根据地的严重危机。”⑤《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写道“1935年九十月间，‘左’倾机会主义的执行者在陕甘根据地实行错误的肃反，逮捕刘志丹等领导干部，造成陕甘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中共中央到达陕甘根据地后，立即把被捕的刘志丹、高岗等释放出来，及时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从而使陕甘根据地转危为安。”⑥有的重要党史作品甚至根本没有提及，例如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进入新时期后，大量当事人的回忆录、传记问世，对陕北“肃反”的研究有深化作用。代表作品有张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吴殿尧、宋霖著的《朱理治传》，《郭洪涛回忆录》，以及贾巨川著的《习仲勋传》(上册)。《我的八十五年》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以及“陕北肃反”的来龙去脉有较为详细的描述，而且披露了大量新资料，对研究“陕北肃反”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这本书是介绍作者一生历程的，对“陕北肃反”发生的原因、经过、结果的介绍有些分散，而且对“陕北肃反”发生的历史大背景缺乏必要的交代。《朱理治传》中也披露了大量的关于“陕北肃反”的经过以及处理的材料，但在整体把握“陕北肃反”的全貌，尤其是原因上尚感有些模糊。还有一般的介绍陕北根据地的著作在涉及“陕北肃反”问题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转述或者解释《毛泽东选集》⑦的观点，泛泛论之，没有专门展开研究。 由于对“陕北肃反”没有很好地开展研究，致使现在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混乱，同一个人对同一件事情的说法都可能不一样。如在讲到肃反的执行者是谁的时候，当年作为参与解决“陕北肃反”问题的西北保卫局局长王首道的说法就不一致。在1978年的讲话中他说：“王明路线派来的代表及其在陕北的忠实执行者把刘志丹等许多革命干部打为‘反革命’，投入监狱，搞得干部人人自危。”⑧到了1982年他说：“闽西社会民主党还到陕北，把刘志丹、高岗等打成右派反革命。”⑨还有，当年主持“陕北肃反”的主要领导人(时任西北军委主席，负责前方肃反——引者注)之一的聂洪钧甚至不承认在前方杀过人，聂洪钧“家属在整理聂洪钧生前保留的资料时，他在1942年‘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肃反”问题重新审查决定’的文件末页有旁批‘在前方杀害了二百多人是些什么人？他们叫什么名字？由谁和怎样杀掉的？我却除了江旭的老婆(当时的一个中共叛徒的妻子，出卖过党组织和同志——引者注)外根本不知道还杀了人。’”⑩更有甚者，有的文章对当事人的身份都语焉不详：“陕甘根据地的‘肃反’事件，起源于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党中央。那时的‘左’倾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发通知到各个农村根据地，要求开展‘肃清反革命’的运动。1935年，有3位‘中央代表’到达陕北苏区，他们是郭洪涛(1934年到)、聂洪钧(1935年7月到)、朱理治到得晚一点。他们到底是谁派来的，是从哪里来的？史料上没有说清楚……这只能留待以后查证了。”(11)有鉴于这些情况，对“陕北肃反”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具体，这里仅就“陕北肃反”的来龙去脉做些梳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