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3；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0)10-0100-07 20世纪30年代开初，是冯玉祥一生思想嬗变的重要阶段。1930年11月，中原大战失败后的冯玉祥，避居山中，潜心读书，涉猎和研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开始试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与思考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政治革命与社会改造的新思想，1932年11月，《马电诠释》的发表是其标志。对此，未见学术界有详论，本文试对此略加评析，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对20世纪30年代开初中国社会性质与状况的分析和认识，是提出政治革命与社会改造思想的前提。此时的冯玉祥已开始从经济入手来考察中国社会状况，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况，不是循着自然发展的行程而前进，而是以封建式的生产陡然与帝国主义的生产相合流、相竞争，”中国社会是“封建制度受帝国主义的突袭而崩溃的时期，只可称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经济社会而已。”[1](P91)从而，否认了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三种观点，并认为现在的“中国是受双重的压迫：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有军阀、资本家、地主等的剥削”的复杂社会，由此决定了中国革命既不能“成一个资本主义的革命”，“也不能希望成为社会主义的社会”[1](P91-92)。因为，一方面，中国的资产阶级“多数未能与帝国主义绝缘，没有勇气与实力去对抗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已经破产”，“中国的生产技术，不足以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就生产而论量，也不够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因此，中国革命现在应取的途径，是在培植“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这“是进行革命的方向问题”[1](P92)。如何才能向这一方向前进呢？还要明确革命的步骤。他认为，革命“必须先去革命的障碍，国外的便是帝国主义，国内的便是媚外辱国及压迫民众的独裁政府”。“革命的第一步，就应当推翻蒋氏独裁政府，及防御日本帝国主义”[1](P92)。 与此同时，冯玉祥提出了“重新建设革命的政权，及确定应付国难的正确方法。”[1](P92)关于重新建设革命政权。冯玉祥认为新的革命政权的建立就是要以“推翻祸国殃民的蒋政府”为前提[1](P92)。他历数了蒋氏南京政府对日采取依赖国联的不抵抗政策，压抑民众抗日运动的罪状，指出蒋政府面对日敌入侵，不但“完全取不抵抗主义，而且亡羊补牢的自卫计划都不敢打算；还用欺骗压迫手段来对付民众”，在其统治下，人民“对国事不敢关心”，过去参加革命的军人“若是不肯为蒋作走狗的，都受尽摈斥艰苦”。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以铲除反动的独裁政府，夺取政权”，只有这样“才有实行各种救国主张的保障”[1](P96、97、93)。关于应付国难的正确方法。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占了东三省，冯玉祥痛感亡国灭种的危险，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所受的根本压迫就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中最凶顽而公然以武力侵略不已的，自然是日本”。他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将造成的严重恶果是中国“很有可能沦于瓜分或共管的地步”，或者是“处成各帝国主义的秘密协定，重新在中国暗中划定一种势力范围”。他大声疾呼：“应付国难，是我们目前的一个重大问题。”[1](P92、93)他进一步分析了国联的性质及其盟约条文，批判了南京政府依赖国联的不抵抗政策。指出：“国联的组织根本就是不平等的，……是英法的角逐场，是宰割弱小民族的机关”，盟约中“也找不出一条有强制性的条文，更找不着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加以制裁的规定”，所以我们决“不能希望国联代复疆土”，“代维边防”。如果一味去哀求国联，“其结果必失败到不堪设想”[1](P93、94)。而应付国难的最根本方法“是‘备战’与激励民众”。对于备战，他主张“设立国防局，集中各军事领袖及专门家，共同速筹国防计划，划分国防区域，所有全国各军，由中央选择精锐，配置于各重要地带。其老弱者，与各地民众结合，担任后方交通。各地治安，由警察民团义勇军负责，统一兵工厂，移设腹地”。在军事准备上，“给养方面，可由国家的经济计划中通盘筹算，惟军械方面，除迅速作大规模的购买而外，尤应将各地兵工厂统一起来，移设于腹地”。此外，“首都应迁于适当地点，以免帝国主义炮舰之威胁”[1](P95、96)。对于“激励民众”，他主张“厚恤过去为革命的牺牲者”[1](P97、95)，要充分相信、依靠人民的力量，“恢复民众运动，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将各种民众加以组织，施以军事训练”。政府要以“人民的意志为依归”，这样才能“使全国人民的力量联合起来，使全国人民与政府一致行动”。对于那些过去对革命的有功者，应“量才启用”。归根到底，就是“结合全国民众的力量以备战”[1](P97)。 如果说打倒蒋氏南京政府，动员全国军民的力量积极备战，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解决当前中国燃眉之急的问题的话，那么，“要图根本的自强，要图全国人民得享受安定生活，要使全国人民免除一切不平等的压迫，必须改造中国的社会制度”[1](P97)。冯玉祥从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分别阐明了如何改造中国的社会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他明确指出，改造中国的社会制度，“必须要经过相当的步骤”。首先应“实际考察中国现在社会的需要，创造一种新制度，使能适合于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与生存”。他认为，中国人民现在最需要的“是能够过最低限的安定生活”。要满足人民的这一点，必须要考察中国现在的状况，明确中国的经济地位，找出中国社会的总“病源”，以便“对症决定一种政策”[1](P98、99)。当时中国人民“内受苛捐杂税、地租高利贷等之剥削及军队之勒索、土匪之骚扰；外受帝国主义之侵略威胁，民不聊生，达于极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经济“成了帝国主义的附庸”，不打破这种附庸的经济地位，中国必“永远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奴隶”，“社会也不致安定；一切主义更无从实现了。所以要真正为全国被压迫的大多数人谋幸福，非打破附庸经济的地位不可”[1](P98、99)。如何打破呢？他指出：“决不能用发展中国个人资本主义的办法”，因为“中国的个人资本家决无力与列强大资本家相竞争”，“尚徘徊于买办阶级的地位”，没有“勇气去反抗他的洋主人”，所以，必须“打破无政府式的个人生产”和“盲目的商品交易，使全国人民都同度有计划的经济生活”；必须“用政治方面的强制权力”，由国家“对内作有计划的生产，使适合于全国人的必要消费；对外的贸易由国家经营”，奢侈品由国家专卖，并加以购买限制。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国家的经济地位”，“才能脱离帝国主义的经济羁绊，才能以全力与帝国主义搏战”。这是“改造中国社会制度的第一个最适当的方法，是医治中国社会病源的独一无二的良剂”[1](P99-100)。为了保证这第一步政策的实施，他提出了“用累进的方法，严重的征收所得税及遗产税”，“规定工务人员之最高薪及农工之最低薪”，“实行财政公开，应用预算决算制度”[1](P102、103、106)等主张。以上，冯玉祥从经济入手，提出了改造中国社会制度的第一步主张。 冯玉祥还从政治角度论述了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张。他认为，要根本改造社会制度，必须造就一个坚强的政党，由这个党来领导和实现。他总结了过去蒋介石背叛革命，实行专制统治的原因在于“过去的党自公开以来，表面扩张太快而内部脆弱”，“蒋因此能够破坏党的组织，诱胁投机的党员，把革命的党变成了私人的御用机关”[1](P106)。鉴于此，他认为，要使党能够成为强有力的、真正发挥作用的党，“必须慎选党员，提高党员的标准，使党中任何分子都是有力量的，并且要使党中的纪律严明”。并且，为防止个人独裁，要把“革命的领导权，归之于革命团体，而不属于任何个人，用团体的力量，以规范个人的行动”，“以党的力量监督个人”。同时，党内“还须有民主制的精神，使全体党员都有思想的结合，不致以个人为中心，不致养成军阀官僚式的领袖，不致使党员只仰握有实力者的鼻息”，只有做到这几点，“党才有力量，才能够免除个人的专横，才能够根本改造社会制度”[1](P106、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