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0)05-0128-09 1934年底和1935年初，在四川和南京国民政府之间发生了一连串重大事件，即四川军政领袖刘湘(字甫澄)初次出川、晋京，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入川，四川新省府成立和蒋介石首度入川。刘湘出川和参谋团入川意味着四川军政当局一改固步自封的故态，接受中央政府之统治。1935年3月2日，蒋介石初次入川，则被四川报纸评论为“四川新旧时代之划分”[1]的标志，被《大公报》评论为“是中国和平统一的一大进步之象征”[2]。 另一方面，曾任南京《救国日报》主笔的龚德柏回忆说，参谋团入川后，“刘湘与中央之关系愈趋密切，终使中央势力能完全支配四川，奠定四川后来为抗战司令台之基础。而其原动力，则为徐向前之侵入川北。假使徐向前不入川，恐怕四川割据之局，尚难望变更，抗战根据地，恐怕不在四川，而在陕西也”[3]386。1935年曾任四川省政府顾问的雷啸岑又说，假使刘湘“不是在对日抗战初期下世的话，中央政府在重庆八年之间，恐怕多少总有些麻烦，亦未可料”[4]144。从这几方面的评说中可以清楚地看出，1935年前后四川与南京中央间关系的重要变化对四川局势以及全国局势的发展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即着意于重建这一时期四川与南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其演化过程，分析川政统一中的中央因素，力图更深刻地揭示1930年代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抗战前夕蒋介石是如何统一并经营四川这个民族复兴根据地的。 一 刘湘“剿共”失败与蒋介石的因应 在1932-1933年的“二刘大战”中，蒋介石和刘湘就为先“安川”还是先“剿共”产生了纷歧。刘湘坚持先打败刘文辉，统一四川，然后再“剿共”；对此，蒋虽不赞同，但也无可奈何。不过，当刘湘打败刘文辉之后，蒋也认为“川事亦比较进步”，实为可慰；而刘湘却发现红军的势力已大为扩张，“剿共”颇为不易①。 刘湘于1933年10月4日正式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随即将参加围攻川陕根据地的川军分为六路：以二十八军为第一路，总指挥为邓锡侯；以二十九军为第二路，总指挥田颂尧；以李家钰之四川边防军、罗泽洲之新编二十三师为第三路，总指挥李家钰，副总指挥罗泽洲；以二十军为第四路，总指挥杨森；以二十一军主力为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后由唐式遵继任)；以二十三军为第六路，总指挥刘存厚(后由刘邦俊继任)。1934年5月中旬，刘湘又把自己拜为老师的江湖术士、号称“神仙”的刘从云任命为四川“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南充代他指挥各军；自刘从云典兵后，“惟卦爻是遵，各部开拔概有定时，到达必合干支，甚至宿营遣膳，亦须卜而后可”，照此行军打仗，结果可想而知。7月下旬，唐式遵指挥的第五路被红军伤毙一万人左右，成为四川军阀对红军进攻以后在一个地方失败最惨的一次。8月中旬，第五、六两路再次遭到重大失败，“两路全线崩溃，宣汉不守，损失奇重。……此役五路损失人枪一万四五千，团长阵亡者七八人”②。随后，其他各路防线也全部失守，六路围攻计划失败。 大约同时，刘湘却在向南京中央要求组织四川新省府，因为自从四川省主席刘文辉败退西康之后，四川省府一直处于虚悬状态，无人负责。7月26日，刘湘的代表邱秉彝(即邱甲，字丙乙)、傅真吾(即傅常)通过湖北省主席张群(川人)向蒋报告三件事：一是“切盼中央在陕南或鄂北增加兵力，实行会剿”；二是希望中央能救济四川财政；三是前四川省主席刘文辉败退西康后，“省府迄今虚悬，行政上渐感不便，如得中央许可，拟即进行新组织”。其时恰巧“京中对西康组府问题，颇有讨论”，且“有人主张在川藏划界问题未解决前，暂组政务委员会主持西康政务，以为过渡办法”，故张群向蒋建议，“现甫澄自愿兼川省主席，似可畀之。即以康府政务筹备事属诸自乾。庶几各宜其所”[5]170-172。刘湘也向行政院长汪精卫报告说：“前此曾请中央暂缓发表四川省府组织人选，现在时机已熟，盼即予发表。”8月4日，汪即电告蒋表示“四川省府及时成立，似有必要”[5]214。但由于不久前蒋才得到消息说，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正在策划“西南五省联防”，“对外宣传对日，其实纯为反中央”，而刘湘则派代表往两广积极“促成之”，“催西南反中央”[6]204。此后一段时间，蒋就一直把四川政局与粤桂问题联系起来考虑。所以，刘湘想组织省政府的提议并未能落实。 不仅如此，这时还有人提议罢免刘湘，或至少派中央军入川。8月3日，湖北省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罗经猷向蒋介石报告：“重庆盛传中央将派兵赴川，旬日前刘湘代表傅常、邱甲仓皇飞渝，集合该部要人密筹应付之策，闻决定先请刘湘撤去刘崇云(即刘从云)之委员长，然后令刘湘晋谒委座，以冀和缓一时，已由各将领联名函推邱甲赴蓉陈述。结果未卜”。而刘湘所部二十一军虽“号称十六万，其确实可靠者，惟潘文华、唐式遵及独立兵团与各特种部队，余多貌合神离，即自兼之模范师与新收回之王陵基师，亦只有小部可供驱使，其他各军更无论矣。现潘唐各部均在前线，后方不但无可靠之兵，即地方治安亦时有捉襟见肘之虞”。而且，“该军深明大义，倾向中央，伺机而动，为经猷所确知者，不乏其人”；罗因此认为，这是“千载一时之机会，稍纵即逝”，“此时毅然罢免刘湘，绝无他虞，否则，拯救川民，似亦应遴派熟习川情且与川将领素有接洽之知兵大员，畀以预备军总司令等名义，率队入川，实力援助，早荡赤匪，至少亦可完成收川之第一步工作”[5]211-213。 刘湘此时确实很担心中央军入川，并力图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据报载：“刘湘日来对万源屡攻不下，颇示焦急……曾再三致意唐式遵，盼于最短期间，将该县攻下，以免中央军由下东入川，引出其他结果。”8月16日，《北方公论》对此评论道：“刘湘之焦急，不在于剿匪不利，而在于因剿匪不利致中央军入川。”该刊认为：“四川政治问题不解决，妨碍中国统一的作用，确有其严重性”，因此，中央军实有入川之必要；而且中央军入川，不但要“剿匪”，还要解决四川的政治[7]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