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0)10-0001-08 1927年3月，蒋介石同武汉的国民党左派掀起了“迁都”之争。以往的研究多偏重于政治叙事，归咎于蒋介石独断专权。所论固然言之成理，但毕竟没有倾听蒋介石的陈述。笔者有幸到胡佛研究所查阅了蒋介石日记，对蒋介石在此事件中的心路历程有所窥探。特就读档所得，与学界高明略予交流。 一、蒋介石的“善变”及其心境 武汉在国民党领导的北伐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926年7月4日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声明“此次出师，首在占领武汉，讨伐吴佩孚，继续前进，以谋建设统一之国民政府”①。随着北伐的推展，革命军很快进入湖北与江西，1926年9月5日、7日分别攻占汉阳与汉口，10月10日攻克武昌，11月7日占领南昌，革命浪潮由两广拓展到中部各省，革命的重心已转移到长江流域。机构与制度建设自然应随着军事的推进而次第展开。 1926年9月9日，当革命军会攻武汉之际，蒋介石致电广州的中执会代理主席张静江和中央政治会议与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提出政治中心北迁的问题②。此后，蒋又多次催促中央与政府北迁。当攻赣战役取得胜利后，蒋的态度变得强硬，11月19日再电广州称：“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③广州国民党中央虽然起初不赞成迁都，但毕竟是权宜之计，从巩固和扩大革命成果方面决策，迁都是必然的。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原先不赞成迁都者也改变了看法。尤其是革命军占领江西后，武汉外围已有了可靠的屏障。广州国民党中央遂重新考量迁都计划，政治委员会于11月8日作出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于短期内北迁武汉的原则决定。11月16日国民政府派宋庆龄、孙科、宋子文、徐谦、陈友仁、鲍罗廷等为迁汉调查委员，经韶关、南昌赴武汉作考察和布置。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作出迁都武汉的正式决定④。11月28日，国民政府委员会第43次会议议决国民政府所辖机关，除总司令部外，均依令迁移。12月5日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停止在广州办公。 首批赴汉的宋庆龄等一行人经南昌，于12月10日抵达武汉后，国民政府各部亦已到达，而中央党部尚未迁到，所以各委员面临“无指导机关，无法开始办事”的局面，此时，广州的中央党部和国府同时于12月5日在广州宣布停止办公，“如武汉亦不能办事，则中央政府势将中断，不但办事困难且恐发生危险”。鉴于这种情况，首批赴汉的中央和国府委员遂先召开谈话会，与会者“均认为非有一临时办法，则政治必将停顿。故决定将此谈话会改为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在鄂开会以前执行最高职权”⑤。其成员由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席，及汉口特别市党部、湖北省党部代表各一人组成。12月13日，该联席会议正式通电成立，成员主要有孙科、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鲍罗廷等，以徐谦为主席，叶楚伧为秘书长⑥。南昌的蒋介石得到电报，也“认为重要并复电赞成”⑦。12月11日，由谭延闿、顾孟余、何香凝、彭泽民、丁惟汾等及随员数百人组成的第二批成员开始北上，到达韶关后，分为两路，各部职员经湖南直接前往武汉；部分中央和国府委员经赣州于12月31日到达南昌。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得知其余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已经抵达南昌，便宣布国民政府于1927年1月1日在武汉开始办公。历时月余的政府迁移工作，接近完成⑧。然而，就在此时，蒋介石对政治版图的考量与设计发生了改变，拦阻到达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前往武汉，引发“迁都之争”。 在蒋介石操控之下，抵赣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于1927年1月3日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中央党部与政府暂驻南昌，理由是希望对于党务“有所补救也”⑨。会后，蒋介石曾命令在汉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折回南昌，计划在底定东南后，再迁于南京。蒋介石之所以突然武断地坚持改都南昌，“自然是私心自用”⑩。但笔者通过查阅蒋介石日记，发现关于迁都之争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有其深层原因。孙中山去世之后，蒋介石逐步确立了在军界的集权地位，由此不断激励着他对党、国的关怀程度，乃至逐步树立起自己作为党国柱石的角色。“护党”被蒋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早在1926年7月蒋介石就复函西山会议重要人物张继，表明其“护党苦衷”和对整理党务案的自信(11)。 随着权力之塔的一再构筑，他对政治风险越来越看重，疑虑丛生，时常处于心理压抑状态。自从国民党兴起“迎汪”运动之后，蒋介石就认为此举的背后实际上是共产派在活动，目的在制约和推倒他，由此使他对共产派的敌意不断加深。例如1926年8月20日，蒋介石“得粤电，知后方共党有迎汪之谋，将藉此以倒蒋也”，且“代行者亦有此意”，蒋“思之惘然”(12)。他在日记中写道：此事“从中必有人操纵，决非大多数之真意，自吾有生以来，郁结愁闷，未有甚于今日也”；“他党在内捣乱，必欲使本党纠纷、分裂，可切齿也”(13)。当第四军攻克贺胜桥之际，蒋介石却没有表现出喜色，反而说道：“我军虽获大捷，而前后方隐忧亟增，肘腋生患，共党在内作祟，非使本党分裂与全军崩溃而不止。遍地荆棘，痛苦万分”(14)。9月15日，蒋介石在与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俄国军事顾问加伦会谈，再次抱怨受到压迫和牵制，使他“难堪”。此后，蒋介石的恐惧感与日俱增。1927年1月3日虽然南昌政治会议通过中央和政府暂驻南昌的决议，但反对者大有人在，这使蒋长期受到压抑的心情丝毫没有轻松起来。相反，随着事态的发展，他的恐惧与愤怒也在增加，他对共产派的敌意愈来愈大，尤其是随着他与鲍罗廷矛盾的升级，“分共”倾向愈来愈明显。 二、蒋介石的武汉之行 蒋介石与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发生争执之际，武汉及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武汉及周围发生的重大外交事宜颇受蒋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又和蒋介石与武汉方面的争执牵扯在一起。蒋介石在1927年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晚(开)政治会议，闻武汉卫戍部缴英界公安局枪械，管理该局，英界重要机关概由政府派队守卫，英兵撤回军舰。此为近来一大事也，风潮已伏，发生必大。”次日，蒋“得九江英兵残杀国人之报，不胜愤恨。”1月8日：南昌方面召开政治会议，讨论应付汉口外交事宜，认为“应专对英国，不宜牵动各国也”，并决定蒋“往武汉应付时局”(15)。1月9日，蒋介石偕军事顾问加仑、海外部长彭泽民、宣传部长顾孟余、妇女部长何香凝等自南昌抵武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