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宋美龄之间究竟是政治婚姻，抑或是建立在情爱基础上的幸福婚姻之典范？这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当我试图从蒋介石日记中寻找答案时，方感受到民国时期第一家庭的“经”尤为难念。蒋之笔下有关婚姻生活之记述，不仅太过简略，支离破碎，而且在宋美龄缺席作证的情况下，令人有真伪难辨之惑。诚如蒋本人曾在日记中所坦言：“历史无事实，事实决不能记载也。”①尽管如此，本文仍尝试依据蒋介石笔下的相关记录再现蒋、宋婚后第一个十年之情感历程，或许有为蒋之单方证词所误导之处，其中难免亦有作者主观之误读，敬请阅者明察。 “敬爱之难制”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公开发表《我们的今日》一文，高调向世人宣告：“余今日得与余最敬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为余有生以来最光荣之一日，自亦为余有生以来最愉快之一日”；“余确信余自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今日始也。”②此时，蒋已年近不惑，曾有过“狭邪自娱，沉迷久之”不堪回首之“昨日”。③身边先后有过三位女性：一位是原配夫人毛福梅，蒋唯一亲生之子经国之母；一位为侍妾姚冶诚，蒋之养子纬国之养母；另一位是陪伴身边的女友陈洁如。 蒋与原配毛氏的婚姻，因奉母命成婚，毫无感情基础。蒋对毛氏之憎恨与厌恶，甚至到了闻见其“人影步声，皆足刺激神经”的地步。④蒋母病逝后，蒋与毛氏离异。1921年11月28日，蒋于日记中称：“会议离婚事，亲戚意见参差，致无结果，心殊恼恨。……后卒解决，然已不知费了多少精神已！”蒋对青楼出身之侍妾姚冶诚，因姚之嗜赌、无礼而怨恨不堪，懊恼不已。蒋曾考虑与姚氏分手，但考虑到“纬儿无人养育，恐其常起思母之心”，蒋痛感“离舍两难，再三踌躇，卒无良法，乃决以暂留分住，以观其变”。⑤蒋对上海女学生陈洁如则是爱恨交织，“恨之又爱之也，怜之又痛之也”。⑥因陈之年少无知，治家无方，蒋在日记中颇多怨言。1926年6月20日，蒋在日记中称：“洁如不知治家之道，完全如一小孩时，不如吾意也。”11月12日，蒋在北伐前线，接到陈洁如来函，“知其迁租七十二元大屋，不胜愤恨。招摇败名，年少妇女不得放纵也。” 直至遇到宋美龄，蒋之感情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才因男女之情感受到“人生之乐”。蒋介石笔下与宋美龄之恋情是“情绪绵绵，相怜相爱”，并由衷地感叹“惟此稍得人生之乐也”。⑦蒋眼中之新娘美龄宛如“云飘霞落”，“平生未有之爱情”令他陶醉不已，有不知“身置何处”之感。⑧新婚燕尔之际，蒋“在家与爱妻并坐拥谈，乃知新婚之蜜，非任何事所可比拟”⑨。 与蒋身边曾经的三位女性相比，宋美龄之家世、才学与品貌显有天壤之别。此时的蒋介石虽已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但地位尚未巩固。1927年8月，他因军事指挥失利，受到内部桂系军事将领李宗仁、白崇禧的攻击而下野。细读这一时期蒋之日记，其笔端对宋美龄之爱慕，除英雄爱美之自然情愫外，亦多少流露出攀附之不安，担心为宋氏家人瞧不起，“为爱所轻”⑩。 1927年6月13日，处于热恋之中的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述了宋家大姐宋霭龄对自己的劝诫，谓：“琳姊(宋霭龄)评余欠准备工夫，全凭临时应付，此诚道着矣。”1927年10月，蒋利用下野赴日游历之机，前往拜访在日旅居的宋太夫人，当面请求其允许与美龄的婚事。宋太夫人虽面允婚事，但不知为何，却不欲美龄来日，恐蒋、宋在日结婚。蒋对此事“不胜怅望”，但已无可奈何。(11)新婚不久，宋家大姐再次规诫妹婿，以其“游怠为虑，且轻视之”。蒋颇不以为然，为自己辩解：“其实不知鸿鹄之志也。”(12)因为宋家非同寻常之家世背景，蒋对宋美龄的感情显然多了一份“敬爱”。1928年1月2日，蒋在日记中记称：“三妹怜爱可敬”。当日下午，美龄陪同蒋走访胞妹蒋瑞莲，虽未晤面，但因其家有客打牌，蒋“见之愧怍，为爱所轻也”。1月8日，蒋接到美龄来函，“悲喜交集”，“勉我国事，劝我和蔼，心甚感愧”。蒋当即复信后，美龄却迟迟未回，蒋之内心颇为忐忑，“甚念三妹之不复信，何怪我之深而使我敬爱之难制也。”(13)1月20日，蒋又在日记中写道：“三妹时勉我以勤劳国事，心甚自惭。” 宋美龄之规谏与劝诫，对蒋之修身自新，“内助之贤”非同寻常。1928年1月22日，婚后的第一个除夕之夜，蒋在日记中记道：“三妹劝余不患明日之事，甚有理也。古人谓做一日，算一日，又云今日不知明日之事，此先母尝教余者也。余惟尽其心力，至明日之祸福成败，只有听之而已。”3月4日，记称：“三妹爱余之切，无微不至，……而余不能以智慧德业自勉，是诚愧为丈夫矣。”4月23日，又记曰：“三妹戒我不矜才，不使气，而我对下总不能温和厚爱，使人无亲近余地，而且对学生亦如之，切戒之。”6月8日，蒋在日记中称：“三妹以余性质消极，多懊悔为耻，颇中余之病也。印象颇深，余将何以自勉，存心而已。”6月19日，又谓：“与三妹相谈甚乐，其规谏有理，故感之。决自明日起，按时办事，再不决心堕气，其戒我、嫌我以懊悔，非丈夫气概，亦有理也。” 蒋对宋美龄“敬爱之难制”的背后，其实亦有不自由之苦，曾在日记中抱怨：“彼以作战劳苦而作规矩，是使我太苦。”(14)古人云：“嫁女必须胜吾家者，娶妇必须不若吾家者。”蒋于1942年3月6日在日记中抄录此段古人之格言，并颇为共鸣，认为“乃有至理也”。蒋落笔之际的心境，颇有耐人寻味之处，不知是否欲借古人之口道出自己心中多年所受压抑之苦？或许出于某种对无拘无束、自由鲜活恋情之向往，蒋于1950年遭遇人生之“滑铁卢”、退守台湾之际，依然对34年前之恋人李子青想念尤切，发出“奈何恋痴若此，惟此一氏使余终身不能忘情耳”之慨叹。(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