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打工妹”群体研究的几个断面

——以苏南地区为中心

作 者:

作者简介:
池子华,1961年生,历史学博士,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农村城镇化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阜阳师范学院皖北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江海学刊

内容提要:

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批青年女性走出封闭的乡村,走向喧闹的城镇,务工经商,形成近代社会的“打工妹”群体。综合考察近代苏南“打工妹”群体的数量、自然构成、社会构成以及进入城市劳务市场的“路径”,可以断定:“打工妹”人数远远超过“打工仔”,形成近代社会变迁中农民工大流动的“苏南特色”;籍贯构成上,打工妹作为苏南农民工的主流,具有来源地广泛的特点,但苏南人占主流;年龄构成上,16岁至35岁的精壮劳力构成“打工妹”的“主力军”;“做厂”和从事家政服务,在打工妹的职业构成中居于主流地位;打工妹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并不似打工仔那样具有游刃有余的“随意性”,其求职之路充满坎坷、艰难。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1 年 02 期

关 键 词:

字号:

      “打工妹”并非新名词,至迟在清末民初即已出现,近代著名文人徐珂所著《康居笔记汇函》中即有“在粤之打工妹”①的专门记事。事实上,作为与工业化、城市化因素相关的社会群体,“打工妹”——农民工群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近代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新生代。本文以近代工业中心之一的苏南地区为中心,对“打工妹”群体进行一些考察,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阴盛阳衰:统计学“表”达的苏南特色

      在近代,妇女劳力应该说最先“剩余”起来,一方面,在“洋布”、“洋纱”冲击下,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体系被割裂,“织”难以为继,大批妇女渐失用武之地而被“闲置”;另一方面,近代工业化浪潮席卷而来,城乡“二元世界”逐渐形成,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根据抽样资料统计,晚清时期,农业雇工的不供食工资平均每年为12元左右,如将饭食计入的话,约为24元左右,而同期城市非熟练工人平均年工资为72元左右,约为前者的3倍。民国时期,据1933年的调查资料,全国制造业工人年平均工资为178元,而农村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只有26元,前者为后者的6.8倍。②苏南的情况别无二致,“即令吴江县农忙期工资最高时的散工的工资,每日二角,也只能匹敌上海市中的清洁夫的月收入六、七元。比较女子农业劳动者与女子都市劳动者,也与上述无大差异”③。按照“搜寻理论”④,如果进城打工收益高于在家务农的收益与流迁成本(包括进入劳动力市场预期边际收益的搜寻成本)之和,外出打工就成为可能,用公式表示即:

      打工总收益>在家务农收益+流迁成本

      既如上所述,“城市与日益恶化的农村相比,能为人们提供更多的薪水和工作机会”⑤,这种经济位差的客观存在,势必“引导”农民在利益趋高机制的作用下离土进城,苏南常熟的妇女之所以“都到附近的地方布厂中织布”,乃是“因为布厂中比较工价大些,并且不要再有自己去贩卖的手续,同时那时的厂布,也十分畅销,所以乡村妇女,都趋之若鹜了”⑥。这意味着原来的纺车已不再是妇女的最爱,进城打工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于是纷纷离村进城。从这点上看,她们并不是绝对被动地适应环境变迁,而是相当主动地改变自己的生活世界,成为撕裂自然经济体系的一个方面的“力”,而不全然固守。传统观点认为农民进城完全是农村破产的产物,显然是片面的。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城市的近代化,打工妹进城务工者日渐增多,“一个人只要不是患了神经病,或是笨如木偶,大可以到工厂做工。更因机器的气力大,代替了人力,做工的人,也无须有什么大的气力。于是小孩子、妇女们也都可以到工厂里工作。同时工厂主或资本家利用女工童工的工资低廉,便尽量把贫家妇女小孩招到工厂里去供其剥削。女工童工之数,慢(便)一天一天的增加起来”⑦。据不完全统计,1912至1920年,在打工一族中,打工妹所占比例约为40%⑧。这是就全国平均而言,具体到每个省,情况大不相同,其中江苏(包括上海)女工所占比例最大,竟达73.7%⑨,换句话说,在江苏打工族中,“打工妹”人数远远超过“打工仔”,所占比例接近四分之三,诚属惊人!

      由于上海女工最为集中,不足以反映苏南打工妹群体的真实面貌,因此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考察。根据方显廷统计,1930年中国主要棉纺工业城市中,女工所占比例,如表1⑩:

      

      从上表可以发现,在主要棉纺工业城市中,使用女工最多者为上海,为72.9%,其次就是苏南的无锡(68%)、常州(61%),苏州最低,仅占40.1%,三城市的平均数为56.4%。就是说,在苏南打工族中,打工妹仍占据大半天下。

      棉纺业为女工擅长之职业,相对集中乃是自然的,如法国学者谢诺所说:“雇佣女工、童工在上海纺织业中是不足为奇的。在广东丝厂、布厂,无锡丝厂、棉纺厂,武汉棉纺厂,女工童工也占优势。”(11)不过,整体上考察,苏南打工妹的“优势”地位依然突出,苏南工业中心无锡正是如此,如表2(12):

      

      显然,打工妹人数之多,非打工仔所能企及,除童工外,所占比例当在三分之二以上。又据《无锡人报》报道:“无锡各纺织厂男女工比例,纱厂中间女工占80%,布厂女工占95%,丝厂女工占90%。”(13)不言而喻,打工妹在苏南打工族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近代社会变迁中农民工大流动的“苏南特色”。

      中国重工业极不发达,轻工业为整个工业的主体。而轻工业中“尤以纺织工业占最大部分,因此就从全部工业而论,女工的雇佣也显得特别重要”(14)。苏南工业即以棉纺、缫丝工业为“龙头”,这恰恰是打工妹的优势,打工仔很难适应,不得不退居其次,而“一般工厂,因女工工资低廉,性情温柔,故殊乐用女工”(15)。因此,“只要女子所能胜任的工作,厂方情愿雇用女工”(16)。由此造成苏南城市打工族中“阴盛阳衰”的格局。

      “打工妹”群体的构成

      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的近代化,产生“集聚效应”(17)。各种社会资源的集聚,使城市具有越来越强的吸附力,吸引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各色人等“向心”流入城市,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不过,打工妹在苏南劳动力市场上扮演“主角”,这种“苏南特色”不能不使人对这一群体的构成发生兴趣。这里探赜索隐,简要分析如下: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