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0)05-0114-09 在推崇官学一体、经世致用的传统社会中，学术长期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涉与影响，二者界限混淆不清。对此，严复首先引入自由一词，主张学问与政治分离，国家对“学问之名位”尤须“优其本制，谨其保护，则专门之人才既有所归，而民权之意亦寓焉”①。王国维批评政府“以官奖励学问，是剿灭学问”②，激发了学术世俗化和功利化倾向，以致学者多“无固有之兴味”，遂“中道而止”③，因而呼吁“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④，且“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故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⑤，摆脱政治因素、社会伦理、致用观念的束缚，确立以求真为目标的独立价值和地位。上述言论颇富新意，但王国维等作为过渡时代的传统学人，对西方近代学术及其观念缺乏全面和深入的认知，其政学分离、学术独立的观点较为笼统，尚不具备西方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学术自由等现代意义。自民国初年起，随着西学东渐的加速推进及传统文化的日渐衰落，一些学人在引入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及反省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愈益关注学术本身的独立地位，主张脱离政治和致用观念的束缚，谋求学术研究的自由发展。综观民国时期学术独立观念的发展脉络，可知其与外部生态环境如学术研究水准、政治和社会背景等相对应，各时段独立意识的强弱、讨论内容偏向及其深度和影响力都有所不同，总体上经历了由少数学人零散认知到知识界广泛探讨并达成共识及自觉实践的转变过程。 民国初年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国内知识界普遍接受和宣扬西方自由、民主的启蒙思想。受此影响，一些知识分子在崇尚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的同时，又力图摆脱政治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干涉与束缚，开始自觉、主动地吁求思想自由与学术独立。 作为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早在1912年便将教育划分为专制时代的“隶属于政治者”与共和时代的“超轶乎政治者”两种，号召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⑥。之后，他主持北京大学时，又申明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者”，告诫师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⑦。其间，他汲取德国的教育经验和学术理念，提出大学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且须遵循“思想自由之通则”，故当摈除我国数千年以来学术专制的积习，实行“兼容并收之主义”⑧。具体而言，一是对各种学说和派别，若“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二是对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且“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⑨。这种新型的办学模式使北京大学首开民主之风，并将“学术自由的种子播下”，自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且“为中国学术界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各种思想都从这个种子而萌芽茁长”⑩。 自新文化运动兴起后至20年代中期，随着欧美留学生陆续归国并开始主导国内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以及现代学术呈现专业化、职业化和体制化的初步特征，部分知识分子逐渐脱离自科举废除以来的边缘化位置，转而寻求和获取新的社会身份，学术独立和精神自主的意识亦日趋增强。首先，反思和批判传统学术的依附性，维护学术自身的独立价值和地位。陈独秀批评传统文学家、史学家、医药家等皆“不自尊其所学”，因而“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11)。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则通过分析中美教育，指出我国因科举制度“不能辩科名学术为两事”，美国因崇尚实用主义“不能辨利禄与学术为两事”，故求精深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达于学术独立境界”，且“学术独立斯不难应用，学术愈精，应用愈广”(12)。 其次，对政治干涉及政党操纵下的学潮予以抵制和反击。1919年上半年，由于旧派人物联合政府干涉北大新文化运动、参议院议员张元奇因北大鼓吹“离经叛道”而弹劾教育部案、社会谣传驱逐北大新派人物等事件，平、沪、浙等地部分报刊掀起了一场反抗旧思潮的激烈论战，极力宣扬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晨报》记者陈博贤认为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是“人类社会最有权威之两大信条”，上述事件则是对此的公然蹂躏，既关乎“中华民国国民有无拥护学问独立、思想自由之能力问题”，又“为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之蟊贼，必尽吾侪之力与之奋战苦斗，以拥护之”(13)。北京《益世报》上署名为“翰芗”的作者提出“思想言论自由，为立宪国之原则”，若假借政治干涉学术，则“思想言论自由之权，扫地已尽，流弊所及，恐将复蹈专制时代之复辙”(14)。《申报》指出“学术思想之自由早为世界人类所公认，虽新旧歧趣见解不同，原可据理辩驳，仍用思想学术为对抗之具，万不可轶出轨道，假借不正当之势力，以图摧残而快胸臆”，否则将“成为学术思想之公敌”(15)。《时事新报》上署名为“匡僧”的作者表示“凡任大学教员者，宜有思想自由、学说自由之权力”，故“大学之出版物，自不当受外界之拘束”，若国立大学教员因出版物而遭驱逐和侮辱，则思想和学说自由的意义荡然无存，“不禁为吾国学术前途危”(16)。浙江《教育周报》上署名为“平平”的作者亦强调思想、言论、出版的“三大自由，为精神生命之保护物”，大学作为“新学术之发源，新社会之导师，当有完全之三大自由，以尽发展精神生命、发展文化之天职”，因而必须处于独立地位，“惟独立故能自由，惟自由故思想、言论、出版，得以发达，而学术文化遂有进步”(17)。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因驱逐校长遭到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强力镇压，胡适、陶孟和、李四光等17位教授即联合发表公函，强调学术独立与政教分离的原则，指出“学校为教学的机关，不应该自己滚到政治旋涡里去，尤不应该自己滚到党派政争的旋涡里去”，主张“应该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努力向学问的路上走，为国家留一个研究学术的机关”(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