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0)04-0026-08 提起“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分子，浮现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和记忆，就是受苦受难受罪。从常识上讲，这并没有错。但是，学术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这种粗线条的宏大叙事中。实际上，情况要复杂得多。从“文革”运动的参加者和对象的角度看，知识分子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明显地分为或被视为两个部分的，甚至在整个“文革”期间都是如此。换个角度讲，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在“文革”中扮演着双重角色——革命者与革命对象(或被改造者)。这两种角色或者交替出现或者同时共构，并且呈现出复杂的样态和内涵。当然，两种角色并不能等量齐观，大体上说来，革命者的角色始终处于配角地位(无论是相对于其他革命者还是就其自身而言都是如此)，而革命对象的角色则是彰显的。下面，我们将从“文革”的整个历史进程来考察这一问题。 一、“文革”发动与知识分子的分野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部分知识分子的遭受批判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作为运动的发动者，毛泽东始终从政治上观察知识分子。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认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通称旧知识分子——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以世界观为标准看待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这种思想因子在民主革命时期已经存在，新中国建立后延续并逐渐明确下来，反右派斗争后得到进一步强化)。虽然，1956年初和1960年代初，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度想给这部分知识分子以无产阶级的或革命的或劳动人民的地位，但这始终没有在党内达成共识，占主流的认识依然是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的观点。那么，在中国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才算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无产阶级掌权的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为标准还是以世界观为标准，均符合逻辑。此外，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一个来源，那就是旧知识分子中背叛了受过的教育(主要是世界观和政治立场)背叛了属于剥削阶级的家庭而成为共产主义者(其中大多数人成为职业革命家)的那部分人。他们在整个旧知识分子中所占比例很小，新中国建立后基本上是各个领域的领导干部，他们的身份主要是领导干部而不是知识分子，无论是社会还是他们本人均如是观。当然，他们有时也被宽泛地视为或自视为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担任着文教领域领导职务的著名文化人，他们的知识分子身份在需要的时候是彰显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1956年中共八大期间的一次讲话中虽然谈到党内一百万大中小知识分子“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合适”，但毛泽东讲这个话并非严格意义上说知识分子党员属于小资产阶级。他的意思恐怕还是说由于主要接受的是旧社会的教育、大多出身于有产阶级家庭等因素，这部分党员更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其行为更容易有小资产阶级的某些特征等。否则，便不合逻辑了，因为从理论上讲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怎么同时又成了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当然，毛泽东关于新中国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认识是变化的。由于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念的根深蒂固，毛泽东始终警惕新生的资产阶级问题。更进一步讲，在毛泽东看来，新中国的学校当然是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然而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国际的和国内的复杂因素的影响，仍然可能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到了“文革”前夕，在毛泽东得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着文化界、教育界实权的判断后，新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可能性和严重性便不言而喻了。“文革”前夕高校师生大规模下放农村搞“四清”运动，就是要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以保证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培养的成功和不变质。与担心新知识分子成为资产阶级俘虏或者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影响密切相关，毛泽东对在文化、教育领域享有盛誉且(或)身居文化、教育领域要职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多为党员干部)或革命知识分子越来越不满意。本来，对党内高级知识分子和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毛泽东从未否认过他们的革命性，更将其当作意识形态领域内批判资产阶级旧文化建设无产阶级新文化的主力。然而，随着毛泽东“左”的阶级斗争理论的不断升级，在毛泽东心目中，这两类知识分子的革命性出现了落差。1965年12月21日，针对批判《海瑞罢官》问题，毛泽东明确表白：“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而“戚本禹的文章很好……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办法”①。1966年3月中旬，毛泽东进而形成了打倒前者、扶植后者的认识：“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啊，侯外庐呀等一批才好”，“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派”；“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年轻人，让他们冒出来”，“要那些年纪小，学问少，立场强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决的”②。显然，在毛泽东看来，新中国培养的年轻知识分子虽然有可能甚至已经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污染，但是由于他们成长于社会主义的大环境中，加之思想敏锐、接受新生事物快等特点，较容易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并进而充当革命的先锋。而那些高级知识分子却在“不断革命”的历程中跟不上时代的脚步，渐渐僵化、落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长期掌握新中国文化教育的实权，和这部分知识分子的无所作为或者丧失无产阶级警惕性密切相关。不仅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世界观上与资产阶级思想其实有很多相通之处甚至就是未充分暴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因为如此，他们对苏联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麻木不仁甚至暗地里击节赞赏。所以，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在中国大有泛滥成灾之势。在“文革”前夕的文化大批判中，批判重点移向了共产党自己队伍中的或者一直受到共产党信任的著名理论家或文化工作者，如文艺界的邵荃麟、田汉等，历史学家翦伯赞、吴晗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杨献珍、冯定等，经济学家孙冶方等。由于过去的革命资历、由于占据着各种各样的领导职位、由于口口声声的马克思主义言辞，因而，在当时看来他们比旧知识分子更具欺骗性和危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