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642(2010)05-0048-04 关注、研究“大跃进”运动的学者，大概没有人不知道如下这样一个几乎被普遍接受的论点：导致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到来(或加剧困难严重程度)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苏联政府的背信弃义，不但在极短的时间内，撤走全部援华专家，撕毁援建项目的合同，带走相关技术资料与图纸，而且追逼中国政府偿还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所欠下的军费债务，乘机卡中国人的脖子。然而对上述说法的由来及其真实性与否，学术界却未有认真的考证与辨析。直到近年来沈志华先生的系列研究成果出版或发表后，情况才有所改变。本文拟在沈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作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同行。 但是一些学者们查遍了近年来俄国政府公布的前苏联国家档案馆所珍藏的、涉及中苏关系的解密档案后，不但没有发现任何有关苏联政府追偿债务的文献资料，反而有当年苏联方面为缓解中苏两党、两国业已日趋紧张的双边关系而于1961年3月(此时正是中国因“大跃进”运动的人为失误而导致国民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主动提出通过贷款向中国提供转口粮食援助和食糖的历史记载。①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很自然的了：“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来说，苏联专家的撤离是有一定影响，但造成1960年初经济滑坡和供应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自己的政策失误，而与苏联撤退专家没有直接关系。”[1](P398)“至于传闻中所说苏联曾追逼中国还债的情况，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2] 面对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人们面临这样的困惑：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前一种说法有官方的权威文件可作为间接证据。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道：“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3](P27)不过这一说法尚不够明确和直接，因为撕毁合同虽然会因为打破原有的计划安排而给国民经济造成“困难和损失”[3](P336)，但是对原有计划的冲击毕竟不会直接导致实际发生的那样大的严重困难，至多只是加剧了困难的严重程度。 作为历史见证人的薄一波的说法则要严谨得多。他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文中说，在中共中央1960年夏召开北戴河工作会议期间，苏联突然于7月16日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招回苏联专家，并撕毁经援合同，停止供应我国建设需要的重要设备，对我国施行经济压迫。这使我国一些重大设计和科研项目被迫中断，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入生产，严重地打乱了我国的经济建设，使我国的经济生活“雪上加霜”，并使许多领导人极为愤慨[4](P921)。这一回忆至少提供了两个方面的信息。首先，苏联方面突然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确实在客观上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其次，更主要的还在于一些领导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因对苏联背信弃义举动的“愤慨”而要炼“争气钢”，从而延缓了对“左”倾错误的及时纠正，结果使得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更趋严重，进而加重了困难的严重程度。 与严谨的党的文件和高级别领导人的回忆相比，一些研究性著作的说法则要明确和肯定得多。比如研究陈云的权威著作《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说：1960年7月，苏联政府不仅突然单方面宣布撤退专家，“同时逼还抗美援朝的欠债，给我国经济和外贸造成极大的压力和困难。中国欠苏联的债，很大一部分是抗美援朝的军火款，当时是作为尽国际主义义务，所以并没有计较价格数目，现在赫鲁晓夫逼债，党内是有意见的。但毛泽东一声令下：‘还’！中国政府还是如数还掉了。”[5](P210)类似说法在党史著作中十分普遍。② 面对两种大相径庭的观点，按照原先的习惯思维，人们会毫无困难也不用迟疑地相信带有官方色彩的说法。但是按照历史研究的要求，则似乎更应该相信严谨学者在搜寻和研读史料后而得出的审慎结论。 不过，事情到此尚不能遽下结论。根据现已公布的资料，苏联政府“逼债”一说，确实并非空穴来风。据自始至终参与中苏论战的当事人吴冷西的回忆，1960年7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会议，主动提出要号召各省和各部门勒紧裤带，争口气，尽快把欠苏联的债全部还清。③毛泽东在会上还说道，不管怎么样，过去我们答应买武器弹药按半价的，现在我们还是按半价还债，一个钱也不赖。经济建设的设备也是一个钱不赖，欠多少还多少。因为这是苏联人民的钱，我们要对得起苏联人民，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他们帮助了我们。现在他们领导这么反华，但是钱是苏联人民的钱，还是全部还清。各地方、各部门要下决心把东西挤出来。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得多了，要勒紧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各地方也成立一个外贸小组，把钱挤出来还债。毛泽东还说，中国人不信邪，不怕压，也不怕逼债，就是要有这么一个志气[6](P337)。周恩来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次讲话中也说过：造成当时的困难形势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政府“卡着我们脖子要债”[7](P486)。“逼债”一说恐怕就出自毛泽东、周恩来等的上述讲话。 既然“逼债”一说事出有因，那么就需要具体考察偿还所欠苏联债务对造成中国经济的困难局面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事实上，根据沈志华先生的研究，不论是苏联撤退援华专家，还是“追逼”欠债，对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困难来说，都没有产生过多大影响。就撤退援华专家来说，经过“大跃进”运动的冲击，苏联专家的作用至少在经济建设中已被大大削弱。即使是在合作程度较深的军事领域，由于受到“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的影响，苏联也开始有意识地为难中国，在执行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时，表现出有明显的保留。这种情况正如当时负责高科技武器研发的聂荣臻于1960年7月初所指出的那样：“一年多以来，苏联对我国的科学技术援助与合作，处处卡紧，特别是在国防技术上已经封门。国民经济中的新技术，也已尽量控制。虽然有很多是两国签订了协议的，苏方却采取一拖、二推、三不理的手法，就是不给。没有订好协议，或我们新提要求的，就更不用问了。”[8](P8-9)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撤走专家，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显然是很小的，或者说“没有直接关系”。中国官方过分强调苏联撤退专家在造成1960年代初经济困难中的作用，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1](P3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