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发展特征

      [中图分类号]D261.5；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0)-07-0086-10

      纪念活动是中国共产党传统的优势资源，是中共政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从萌芽、探索到基本成型，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不同阶段的中共纪念活动，各自打下了时代的烙印、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这是中共纪念活动内在发展规律和历史发展进程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向成熟的具体体现。

      一、中共纪念活动萌芽时期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是当时中国专制政权的对立物，处于“非法”的秘密存在状态。这种生存环境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所拥有的资源极度匮乏，活动空间受到打压。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下，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早期共产党人，首先把目光投向文化领域，通过自己比较熟悉的文化活动，来寻找和拓展共产党的发展空间。纪念活动就是中国共产党从传统文化中继承下来，并结合国外相关经验，加以改造和运用的政治动员、政治整合方式。1921年至1927年是中共纪念活动的萌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初创阶段，开展纪念活动的主客观条件尚不完备，由此决定中共纪念活动具有萌芽期的特征。

      (一)纪念对象初步确立

      《向导》周刊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创刊于1922年9月，终刊于1927年7月。《新青年》月刊创办于1915年9月；1920年9月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1922年7月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1923年6月改为季刊，1925年4月改回月刊，但实际为不定期刊，1926年7月终刊。作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的《新青年》与《向导》，其时间跨度与中共纪念活动的萌芽时期相当，其刊载的有关纪念活动的文章，能够反映出萌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基本情况。

      

      统计表数据源自《向导》、《新青年》影印本。在统计过程中，入选文章的标准：一是文章本身有明确提示是纪念文章，如在标题中出现“纪念”字样，或在文首文末特别说明是为纪念而作；二是纪念特辑专刊中的文章；三是关于纪念活动的新闻报道。后面同类表格的统计标准相同。表格中※号表示辟有纪念特辑或专刊。

      表中可见，其一，《向导》和《新青年》刊载的纪念文章涉及19个纪念对象，构成萌芽时期中共纪念对象的主体。其中18个纪念对象(除“欧战”外)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即同样是以后各个时期的中共纪念对象。其二，《向导》和《新青年》涉及的纪念对象中，“五卅”和“五一”占据前列，说明中共十分重视“红五月”的纪念活动。1924年5月，中共召开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会议，在地方提交会议的报告中，山东地区作了这样的总结：“五月的纪念日——‘五一’‘五四’‘五五’‘五七’，除‘五五’纪念性质稍差外”，其余“如‘五四’，‘五七’皆有较好之成绩”①。1926年5月，中央第103号通告明确要求：“五卅”周年纪念日到来时，“各地当尽力做罢市一天，罢工一天”，“并有游行集会演说等表示”②。由此观之，开展“红五月”纪念活动成了地方党组织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并且已经取得不错的成绩。其三，各种纪念活动已经纳入中共中央的工作计划。如1926年，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宣传部的编译工作应考虑纪念活动的需要，要编译各种纪念日的宣传大纲，“如列宁，李卢(即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编者注)，‘二七’，‘三八’，‘三一八’，‘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五卅’，济难日，少年日，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双十纪念，非基周，反帝周，职工追悼周，孙中山廖仲恺纪念等”③。上述规定与《向导》和《新青年》涉及的纪念对象基本吻合，表明中共中央已经初步明确自己的纪念对象。纪念什么样的人物和事件，虽依形势不同而变换，但基本上是由中共的性质所决定的。纪念对象的初步确立，标志着中共纪念活动的萌芽。

      (二)对纪念活动的价值有了初步认识

      纪念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纪念活动容易获得普遍认同，并且能够产生足够的社会影响。在萌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纪念活动的价值已有初步认识。其一，纪念活动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渠道。早在建党前夕，李大钊就在纪念“五一”的文章中写道：“五月一日是工人的庆典日。五月五日是马克思的诞生日”。“我们应该纪念这个五月，纪念这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诞生的人物，纪念这一八九○年五月一日创行的典礼，更纪念这一九一八年诞生的世界新潮”④。李大钊认为，纪念的意义在于其背后的人和事，工人运动、苏维埃政权和马克思主义是密切关联的，纪念五一劳动节、纪念十月革命和纪念马克思诞生，也是心息相通、目标相同的。列宁逝世一周年之时，《新青年》推出纪念专号——列宁号，《向导》也辟有纪念专刊，共发表20篇理论文章⑤，从不同角度比较系统地宣传列宁和列宁主义，揭示其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1926年“五一”纪念之时，瞿秋白发表《中国革命的五月与马克思主义》一文。文章认为，纪念日的意义在于处处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指导。五七国耻纪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公律”；“五四”纪念证明了“社会的实质决定社会的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五卅”纪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⑥由上可知，中共已经认识到，纪念活动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渠道。

      其二，纪念活动是宣传党的政策、鼓舞革命行动的有效途径。纪念活动本身是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直接的革命行动。从《向导》、《新青年》纪念文章统计表可以看出：在时间上，萌芽时期的中共纪念活动与国民革命运动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在国共合作之后持续高涨，1925年、1926年的纪念文章达61篇和64篇；在内容上，处于前十位的纪念活动，即纪念“五卅”、纪念列宁、纪念“五一”、纪念孙中山、纪念十月革命、纪念“二七”、纪念义和团、纪念“五七”、纪念辛亥革命、纪念“五四”，都程度不同地服务于各革命阶级联合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1925年“五一”，《向导》推出纪念特刊，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五一”告中国工农阶级及平民》等5篇文章。文章指出，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潮中，“我们须要知道中国的各社会阶级对于革命的关系是怎样”⑦。军阀及大商买办绅士阶级，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串通一气，是与国民革命为敌的；学生自由职业者小商人，虽然有革命的要求，却政治观念模糊，战斗力涣散薄弱；只有工农联合的力量，能够给敌人以最后致命的打击。1926年，中国共产党在《五卅周年纪念告全国民众》中指出：“血肉模糊的五卅纪念，不是垂头叹气的纪念，应该是挺胸奋起的悲愤纪念”。要通过纪念活动，“恢复去年五卅运动中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并扩大巩固此战线，以打倒反赤的直奉军阀，实现国民会议”。⑧陈独秀强调，我们要以五卅运动的精神，以五卅运动的方法，达到五卅运动的目的，这才算完成了五卅纪念的任务。“若只是有纪念而无运动，即纪念十年乃至百年千年，我们的纪念尽管纪念，他们的屠杀侵略高压仍旧是屠杀侵略高压，这样滑稽的纪念，只是增加五卅运动中已死者的悲伤与未死者的耻辱！”革命行动是最好的纪念方法，革命成功就是纪念的目的。⑨这说明，中共对纪念活动的价值已有初步认识，不仅借助其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借助其分析革命形势，制定革命策略，鼓舞群众的革命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