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嘉德公司拍賣的一批胡適藏友朋書札中，有十一通（實爲十通，其中兩信係同函寄出）出自梁啓超之手。這雖然不是梁致胡函的全部，卻爲研究二者關係提供了更充分的史料。 此批信札中，見於《梁啓超年譜長編》（下簡稱《年譜》）者四通，爲《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① （下簡稱《秘藏》）收録者七通（實爲六通）。先大致編年，排列如下： 1920年9月26日書② 3頁； 1920年10月18日書4頁（《年譜》頁922）； 1920年12月18日書8頁； 1921年4月書2頁（《秘藏》33册頁16，此信拍賣時計爲二通，《秘藏》過録本合鈔1頁）； 1923年2月（？）18日書1頁； 1925年6月22日書3頁（《年譜》頁1038—1040，《秘藏》33册頁23—26）； 1925年6月25日書6頁（《秘藏》33册頁27—35）； 1925年6月26日書3頁（《年譜》頁1040—1041，《秘藏》33册頁36—40）； 1925年6月26日書1頁（《秘藏》33册頁41—42）；③ 1927[8]年6月18日書4頁（《年譜》頁1180—1181，《秘藏》33册頁43—46）。④ 此外，《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另有六通函札，梁啓超1922年出版的《墨經校釋》附有一封《復胡適之書》，這些大致即爲目前所能見到的梁啓超寫給胡適的全部通信了。而《秘藏》所收與拍品重出者均非原稿，而是用“新月稿紙”謄録成。想來此抄件應爲梁氏去世的1929年，《新月》擬出紀念專號，胡適有意提供的梁氏遣稿。⑤因爲計劃最終未實行，這批書札便轉給1936年編成的《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經修訂爲《梁啓超年譜長編》）采用了。 考察梁啓超與胡適的交往，實始於1918年11月。當月7日，徐新六（字振飛）寫信給梁，介紹胡適，稱：“胡適之先生現任北京大學掌教，主撰《新青年》雜誌，其文章學問久爲鈞座所知，兹有津門之行，頗擬造譚，敢晉一言，以當紹介。”随後，胡適即於11月20日致書梁啓超。起首先道明原委：“秋初晤徐振飛先生，知拙著《墨家哲學》頗蒙先生嘉許，徐先生並言先生有墨學材料甚多，願出以見示。”也即是説，其所以求見，乃是因爲梁氏先表達了相交的意願。故胡適擬趁11月22日來南開學校演説之機，趨謁梁氏，特先函達。而此次所約23日上午11時的造訪，⑥ 其實並未實現，因梁啓超當日午車赴京而錯過。⑦ 查胡適日記，1920年3月21日，有午後6時“初見梁任公，談”的記述，⑧ 可知梁、胡見面直至一年多後纔成爲事實。 依據新發現的這批書札，梁啓超與胡適通信中主要涉及的話題爲梁著《清代學術概論》、《中國佛教史》、《晚清兩大家詩鈔題辭》、《國學小史》、《墨經校釋》，胡著《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以及梁詞寫作與其主編之《中國圖書大辭典》。本文側重考察二人關於學術著作的討論，⑨ 時間恰好集中在1920—1922年。 一 關於《清代學術概論》與《中國佛教史》 1920年完成的《清代學術概論》，爲梁啓超晚年名著。而此書之撰成，胡適應居首功。 關於胡適的作用，梁啓超在該書《自序》開篇交代著述緣起時，已明確説到： 胡適語我：晚清“今文學運動”，於思想界影響至大；吾子實躬與其役者，宜有以紀之。 儘管由於兼顧爲蔣方震（字百里）新成之《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史》作序，梁“覺泛泛爲一序，無以益其善美，計不如取吾史中類似之時代相印證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長而自淬厲也”，故放大成爲論整個清學史。但梁氏既認爲“有清一代學術”，“其卓然成一潮流，帶有時代運動的色彩者，在前半期爲‘考證學’；在後半期爲‘今文學’；而今文學又實從考證學衍生而來”，⑩ 據此，我們也可以認爲，《清代學術概論》的出發點與落脚點均在“今文學運動”。 並非胡適有價值的提議，梁啓超都能欣然接受，及時命筆。最爲人知曉的一事是，胡適1922年日記中提到的“曾勸梁任公、蔡孑民、范靜生三先生做自傳”，但當時胡已懷疑，“不知他們真肯做嗎”。(11) 而那一年，梁啓超正好虚齡五十。随後，其早年在時務學堂的學生范源濂（字靜生）忽先於乃師，1927年去世，没有留下自傳；到1929年梁本人病逝，此事也完全落空。胡適日後追記，稱：梁啓超當時曾應允他，但未落筆的原因是：“他自信他的體力精力都很强，所以他不肯寫他的自傳。”但“天有不测風雲”，“誰也不料那樣一位生龍活虎一般的中年作家，只活了五十五（七）歲！”胡適認爲：“雖然他的信札與詩文留下了絕多的傳記材料，但誰能有他那樣‘筆鋒常帶感情’的健筆，來寫他那五十五（七）年最關重要又最有趣味的生活呢！”在這個意義上，梁啓超自傳的闕失，被胡適認作是“中國近世歷史與中國現代文學就都因此受了一樁無法補救的絕大損失了”。(12) 應該是有感於此，梁氏辭世的第二年，胡適便以身作則，開始發奮寫作自傳。是即1933年結集出版的《四十自述》。 而時當1920年，胡適對梁啓超的勸説卻立刻生效。從該年10月14日寫成的《〈清代學術概論〉自序》中，我們可以了解到，梁啓超撰寫此書，“自屬稿至脱稿，費十五日”。(13) 以此推算，其起筆之日應爲1920年9月29日或30日。但由於此前資料的缺乏，胡適日記當年9月17日以後均失記，《梁啓超年譜長編》中，也僅移録了一封10月18日梁致胡適書，其時已在《清代學術概論》完稿後。我們因此無法更多了解在此書寫作的前後，梁、胡之間互動的細節。關於這一點，新出現的梁啓超致胡適函可略補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