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的从军运动，既是这所战时高等学府引以自豪的一页，也是中国教育界知识分子保家卫国、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尊严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前，史学界对于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研究，大多围绕1944年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内容基本停留在国民政府开展这次运动的背景、动机、实施及其意义等方面。但是，知识青年从军贯穿了抗日战争的整个过程，全面考察不同阶段的从军活动及其特征，显然很有必要。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在全国高等学府中学生数量最多、师资最强大、学科最齐全的西南联合大学为对象，对其不同时期的从军运动进行尽量完整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被动员方如何认识、如何响应、如何实践等问题做初步探讨。相信这有助于进一步表现这一群体的爱国情操和献身精神，也有助于加深认识中国教育界知识分子对战时从军与国家现代化关系的思考和实践。 一 湘江岸边的从军热潮 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战爆发后，由平津沦陷地区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的一所战时高等学府。这所学校最初设在长沙，名“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全校的第一次从军热潮，就出现在湘江岸边的长沙。 长沙临时大学是在战火遍燃的1937年11月1日开学的，当时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开学不到两周，日军就占领了上海，接着又占领了南京。首都沦陷的消息传到学校，师生们心情难以平静，大家齐集学校所在的圣经学校广场慷慨陈词，高唱抗战歌曲，“到前线去”、“参军去”的口号响彻校园。投身前线，参加抗战，当时是摆在每一个青年面前的急迫问题。12月31日，周恩来在武汉大学演说中，号召青年“到军队里去”、“到战地服务去”、“到乡村中去”、“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① 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徐特立，也在临时大学发表过同样内容的演说。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面前，长沙临时大学同学表现出极大的抗战热情。“这次对外全面抗战，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的使命是何等的神圣”，青年人尤其“应当认清自己，认清环境，克尽自己应尽之责”。战争爆发后曾在家乡江苏武进做过乡村宣传工作的姚梓繁同学这样说。姚梓繁根据个人体会，认为投入最迫切的“训练民众与组织民众”，是青年人的使命和责任，因为这种工作并不亚于前线的战士。② 不过，更多的学生则希望直接参加战斗，他们有的去了前线，有的到了军校，有的奔赴延安。不到两个月，临时大学至少有295人提出保留学籍申请，领取了参加抗战工作的介绍信。至于未办手续就径往前线者，虽未见统计，但仅南开大学一校，“这时投军者约70多人，内包括参加武汉救亡总会训练班5人，湖南国民训练班17人，湖南战地服务团13人，空军学校22人，军政部学兵队7人，军事工程4人，参加第13军、14军及第181师工作5人，还有一些学生去临汾、西安、郑州、开封等地”。③ 当年担任长沙临时大学学生代表会主席的经济系同学洪绥曾（洪同），说他那时“和学生会的同学整天拉起欢送同学的大旗，热烈欢送他们走上前线”。④ 临时大学当局对学生们的从军要求给予了积极支持。12月10日，由三校校长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决议成立“国防服务介绍委员会”和“国防技术服务委员会”，29日，又决议将这两个机构合并为“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⑤ 几天后，常委会还决议：“凡学生至国防机关服务者，无论由学校介绍或个人行动，在离校前皆须至注册组登记以便保留学籍”。对于志愿从军的教职员，也规定“其所服务机关不能担任薪水时，本校得按在校服务薪水支给之”。⑥ 这些措施，解除了离校师生的后顾之忧，体现了教育为抗战服务的宗旨。 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学生们的从军去向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直接参加国民革命军各部队。约在当年8月，清华同学杨德增、胡笃谅、张厚英、吴业孝、梁伯龙、黄茂光、李天民、吴敬业8人向长沙集中途经南京时，就报名参加了当时全国唯一的机械化军校——陆军交通辎重学校。他们于9月初开始受训，次年2月末结业，除女学员外，均分配到陆军第二○○师，可谓临时大学“史前期”从军者。⑦ 该校第二期学员中也有不少临大同学。1938年2月中旬，临时大学西迁昆明前夕，机械系主任庄前鼎教授对同学们说：“昆明暂无实习工厂和实验室，要学专业可介绍去交辎学校，主要学汽车和坦克的构造、修理和驾驶，六个月一期，期满即可分配工作，直接参加抗战。”于是，该系除5人外，均去了陆军交通辎重学校，与他们同到这所学校的还有电机系的几名同学。⑧ 据有关记载，这批到陆军交通辎重学校的临大同学共29人，其中有章宏道（章文晋）、吴仲华、陈乃能、王瑷等。他们作为第二期学员，受训8个月后也被分配到陆军第二○○师，担任战车或汽车部队技术员。⑨ 于是，长沙临时大学的前后两批青年，在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师里会师了。 上述从军同学中，有些是大学三年级同学。以清华大学1934年入学的第十级为例，他们还有一年就可以毕业，但是战争这时爆发了，全级“二百八十七人中，实际在一九三八年毕业的不过一百余人”。⑩ 其中，有些人就投笔从戎了。据有关记载，清华大学第十级毕业前从军者有名有姓者便有30余人，除前述加入陆军机械化部队者外，张去疑、汪复强等加入了空军通讯部队，郑学燧加入工兵部队。至于毕业后从军者则更多，如居浩然参加步兵，卢盛景、黄雄盛担任空军飞行员，亢玉瑾、钟达三、万宝康担任军队气象工作，田长模、王玉京、张传忠、陶家征、梁瑞骐、林世昌、萧汝淮、叶上芳、孙方铎等从事航空机械工作。一位十级同学说，就他所知，这一级同学从军者接近60人，占全级总人数的1／7强。(11) 有人回忆，这一时期先后到中央军校及分校的还有郎维田、刘维勤、林征祁、马毓泉、夏世铎、周应霖、廖伯周，到工兵学校的有张慕凯、罗绍志，到空军学校的有区伟昌，以及到军委会军令部的白冲浩，到军委会政治部演剧二队的徐萱，去石友三部队的吕明羲。(12) 而这些，不过只是长沙临时大学时期从军的一个侧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