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红军的战略转移。1935年10月抵达陕北之后，因当地的条件不适宜发展，为此，1936年2月，红军又向东面山西方向发起东征，其战略意图是，赤化山西和绥远，以期靠近外蒙，从而“打通苏联”。就战略意图而论，东征之役仍然具有战略转移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东征也可视为长征的继续。 东征的直接对象是阎锡山。民国以来，山西在阎锡山的掌控之下，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经过多年经营，阎在山西积累了一定的统治基础，所部晋绥军因多次参加军阀大战，故而也具有一定的战斗力。总之，如何确保对山西的掌控，这是阎锡山观察、认识和处理一切问题的最高准则。 东征之役是红军与晋绥军之间的头一次正面交手。红军的到来，首先是对阎锡山的山西统治权的挑战。同时，由于复杂的派别关系、敏感的地区环境以及特定的政治背景，东征之役不仅牵动了华北政局，也牵动了南京政府以及山西周边的几个利益攸关方。阎锡山面临这样几个问题：首先，部署攻防，拦截红军；其次，由于阎之晋绥军自身的力量不足以抗衡红军，而必须借助蒋介石的中央军，那么，中央军入晋之后是否危及阎的地位，这是阎颇为慎思的问题；再次，山西地处华北，而日本此时的侵华方针集中体现为大力推行华北自治，所谓自治，一句话，就是不允许任何外部武装进入华北。因此，无论红军还是中央军入晋，都是日方所不允许的，这是阎必须应对的又一问题。与此同时，陕西的张学良、河北的宋哲元都有入晋“助剿”的拟议与传闻，张、宋二人是否乘机窥视山西，这也是阎高度警觉的问题。总括而论，阎锡山既要“剿共”，又要防蒋、防日、防张、防宋。显然，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局面。 红军以及蒋、日、张、宋五方之间，性质与统辖关系各不相同，但对阎锡山来讲有一点则是相同的：他们都是异己势力，因而都是山西的半独立状态所不能接受的。然而，各方性质与利害关系的不同，又为阎提供了选择与区别的余地。对于红军，阎的方针是全力抗击，同时又为红军留出撤离的退路；对于中央军，阎的策略是利用加限制；对于日方的威胁，阎是竭力周旋；而对于张、宋，阎则采取严拒与防备。 有关红军东征的作战过程，中共党史军史均有记载，但其他相关问题的掌握、联系与研究则极为简略，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讲，等于空白。台湾出版的相关著作，有关是役的记载亦甚简略。① 晋绥军与中央军联手抗衡红军，从失利、相持到扭转战局有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其作战方针的商讨、争论与实施，是本文将重点提出和研究的问题。另外，阎在红军与蒋、日、张、宋之间又是如何周旋的，也是本文将着重提出和研究的问题。 徐永昌时任山西省主席，至少在名义上仅次于阎锡山而具有山西二号人物的地位，徐在其日记中记载了大量有关东征之役的作战情况，以及阎、徐二人就多种问题的私下磋商，从而为研究是役提供了一批原始记录。本文将以徐永昌日记为基础并参照其他材料，对东征之役的作战过程及其所牵涉的诸多问题做一次较大的补充与扩展，以期将此项研究引向深入。 红军与晋绥军的初次交手 1935年11月取得陕北直罗镇战役胜利之后，毛泽东随即就红军的战略方向提出建议：“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份去，完成与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打成一片的任务。”尔后，毛致函洛甫：“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当年12月23日，中共政治局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由毛起草，决议要求：“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到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② 这就是说，山西与绥远已被确定为红军的下一步发展方向。 山西与绥远此时均隶属于阎锡山管辖。阎曾因发动中原大战并另立政府，一度与蒋交恶，事后二人关系逐渐缓和。1932年2月，阎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下辖山西与绥远两省，所部称晋绥军，此时，徐永昌任山西省主席，傅作义任绥远省主席，徐、傅形同阎之左膀右臂。1936年1月，蒋授予阎一个虚职：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当然，蒋、阎关系的本质并未改变，也就是既相互利用，又相互提防。 关于红军东渡的意图，陕西的张学良与杨虎城不仅有所察觉，并且即时向阎做了通报。1936年1月8日，张学良、杨虎城、高桂滋抵达太原，随即与阎锡山、徐永昌磋商红军东渡问题。有趣的是，关于如何防范红军的到来，阎所提出的头一个问题并非如何排兵布阵，而是一个颇具政治意味的话题：分配土地。 改变农村的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是国共内战时期中共动员和组织民众的一项收效显著的政策。鉴于此项政策的影响力，阎锡山从前就有过一个设想，即在山西同样推行分配土地政策，用以抵消中共的影响与渗透。阎曾对徐永昌说：“防共只要分配土地，共党即无办法。”这一回面对红军即将东渡的现实，阎向张学良征询的头一个应对措施即分配土地。徐永昌记载：“阎先生询分配土地，能否杜共党扩大及组织民众以御共匪。”也就是以分配土地作为组织民众抗拒红军的手段。张学良似乎并不认同：“张以为土地问题小，恐怖问题大。”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