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O24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917（2010）04-0005-06 从汉朝起，封建皇朝应对灾害的模式已大体形成，应灾议（谏）政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应灾议（谏）政就是皇帝因灾害频发而下诏自责，表示听取臣民的意见；臣民则应诏抨击时弊，指责当政者的过失。[1]51-85元朝是各种自然灾害多发的时代。面对不断而且频繁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元朝朝廷继承了前代的传统，在推行多种赈恤措施的同时，提倡应灾议（谏）政，鼓励官员就“弭灾之道”发表意见，作为施政的参考。从元代应灾议（谏）政的活动，可以看到元代乃至古代中国政治的某些特色。 一、世祖、成宗时期 根据中国传统的儒家政治理论，“天变”是上天对当权者的警告。自然灾害的发生，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元代的一些官员和士人曾经反复陈述过。“自昔人君之居天位，兢兢业业，不敢暇逸。所祗畏者惟天而已。然而国家之政既修，则天地之和斯应，否则天出灾异以警惧之。”①“天心仁爱人君，凡灾异之见，所以示警戒也。人君畏惧，必修德以答天意，然后久安长治，享祚无疆。此有国之常经，古今之通议也。”②“故灾异者，天之所以谴告人君，使之惊惧。人君能应之以德，则异咎消亡，不能应之，祸败至矣。……夫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验灾异之变，即知政事之失矣。”③“夫天之变异，盖不虚生，将恐人事有乖和气。当是之时，国家正宜访求直言，指切时政。……庶几消弭天灾，感召和气。”④ 也就是说，在自然灾害发生时，朝廷要深刻反省，在政治上实行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感动上天和神祇，减灾免灾。概括而言即修政事以弭天变，这是一种天人感应的理论。 蒙古人敬天。“每闻雷霆必掩耳屈身至地，若觯避状。”⑤ 中原传统的天人感应理论很容易为他们所接受。1251年，蒙古第四代大汗蒙哥即位，任命其弟忽必烈管理“汉地”。忽必烈在漠南营建开平府（今内蒙正蓝旗境内），作为自己的居留地。丁巳年（1257年），忽必烈在开平召见中原儒士李冶，询问治道。忽必烈问：“昨者地震何如？”李冶回答：“今之震动，或奸邪在侧，或女谒盛行，或谗慝宏多，或刑狱失中，或征伐骤举，五者必有一于此矣。然天之爱君，如爱其子，故出此以警之。苟能办姦邪，去女谒，屏谗慝，减刑狱，止征伐，上当天心，下合人意，则可变咎征为休征矣。”⑥ 从现有记载来看，这大概是忽必烈首次接触到儒家修政事以弭天变的理论。忽必烈即位以后，推行“汉法”即中原传统的各种政治制度，这种理论无疑对他发生影响。 《元史·李德辉传》记载，至元七年（1270年），“会上以蝗、旱为忧，俾录山西、河东囚。”[2]3816“录囚”就是对囚犯进行审理，这是要以“减刑狱”以弭天变，无疑是忽必烈接受“汉法”的表现。《元史·世祖纪》载，至元十四年（1277年）三月，“以冬无雨雪，春泽未继，遣使问便民之事于翰林国史院，耶律铸、姚枢、王磐、窦默等对曰：足食之道，唯节浮费。靡谷之多，无逾醪醴麦蘖。况自周、汉以來，尝有明禁。祈赛神社，费亦不赀，宜一切禁止。从之。”[2]189因灾害向翰林国史院的儒士征询“便民之事”，可以说是元朝应灾议（谏）政的最初表现。忽必烈听从儒士们的建议，随即采取了禁酒的措施。《元史·赵孟頫传》载，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是岁地震，北京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人死伤数十万，帝深忧之。时驻跸龙虎台，遣阿剌浑撤里驰还，召集贤、翰林两院官，询致灾之由。议者畏忌桑哥，但泛引经、传及五行灾异之言，以修人事、应天变为对，莫敢语及时政。先是，桑哥遣忻都及王济等理算天下钱粮，已征入数百万，未征者尚数千万，害民特甚，民不聊生，自杀者相属。逃山林者，则发兵捕之，皆莫敢沮其事。［赵］孟頫与阿剌浑撒里甚善，劝令奏帝赦天下，尽与蠲除，庶几天变可弭。阿剌浑撒里入奏，如孟頫所言，帝从之，诏草已具，桑哥怒谓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钱粮未征者，其人死亡已尽，何所从取？非及是时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钱粮数千万归咎尚书省，岂不为丞相深累耶？’桑哥悟，民始获苏。”[2]4020这一次召集翰林、集贤两院官询问“致灾之由”，可以说是元朝集议“弭灾之道”的开始。桑哥是忽必烈宠信的权臣，他推行的“理算天下钱粮”，大事搜括，旨在增加财政收入以致民不聊生。翰林国史院和集贤院的“儒臣”不敢触及现实问题，南人赵孟頫向蒙古人阿剌浑撒里建议蠲除理算钱粮，以此消弭“天变”，可以说是“集议”产生的积极后果。而因灾“赦天下”，亦是中原历代统治者的传统应灾措施。 忽必烈去世，孙铁穆耳嗣位（1295～1307年），是为成宗。《元史·成宗纪》载，大德三年（1299年）正月，“己丑，中书省臣言：‘天变屡见，大臣宜依故事引咎避位。’帝曰：‘此汉人所说耳，岂可一一听从耶！卿但择可者任之。’”[2]425大臣因“天变”而“引咎避位”，是中原传统天人感应理论的一个内容，但成宗对此持保留态度。大德六年（1302年）三月，“丁酉，以旱、溢为患，诏赦天下。”十二月“辛酉，御史台臣言：‘自大德元年以来数有星变及风水之灾，民间乏食。陛下敬天爱民之心无所不尽，理宜转灾为福，而今春霜杀麦，秋雨伤稼，五月太庙灾，尤古今重事。臣等思之，得非荷陛下重任者不能奉行圣意，以致如此。若不更新，后难为力。……帝皆嘉纳，命中书即议行之。”[2]443董士选时为御史中丞，“［成宗］召公与省臣议，公言：‘首将非才，贪兵冒进，其败宜也。……’又言：‘近年以来，星芒垂象，霜杀蚕桑，饥馑洊臻，灾延太庙，上天之谴告至矣。皆执政非人，泽不下究。宜蠲积弊，与天下始。’”⑦ 各种灾害的发生是由于“荷陛下重任者不能奉行圣意”、“执政非人”，矛头所向显然是中书省的首脑。成宗此时态度有所改变，要追究大臣的责任。大德七年三月，中书平章伯颜以下8人罢官，右丞相完泽实际被架空，很快死去。这次中书省全面改组的政局大动荡原因复杂，但监察官员因灾议政显然起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