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代江南文化看民族融合与中华文明的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0）05－0005－09

      一、元代是中华“多元一体”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

      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多民族共生与融合的历史进程。这里的所谓“共生”（symbiosis），不仅意味着各民族都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为开发自己的家乡作出贡献，更重要的是指各民族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从未间断，不管是和平相处还是相互争战——其实这两者并非绝对不相容，和平时期也存在诸多矛盾冲突，战争时期的经济、文化交往也没有完全断绝。“融合”一词常被单纯理解为一个民族被另一民族吸收、同化（absorption/assimilation），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现在我国各民族中大多包含有他民族的成分，尤其是汉族，自古以来不断有其他民族人口加入），另一方面是各民族文化（包括生产、生活方式——礼俗、服饰、饮食、居住等等，以及思想方式、语言文字等的广义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吸纳，所以严格地说，应该用“涵化”（acculturation）一词来表现。此词在汉文为“涵濡化育”之义，在西文则有“文化之接受”，“文化之适应”等社会学含义，都是体现各民族文化上的相互影响、接受和包容。它不是强制同化的结果，而是在长期交往和共同生活中自然浸润而成的历史积功；不是一般所谓先进民族对落后民族的单方面文化灌输，而是相互之间的影响和调适。正是这种涵化的融合进程，造就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今天，我们可以在民族归属为汉族的人口中发现不少其他民族的习俗和语言，同样，少数民族人口中来自汉族的习俗和语言也很多。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早在甲骨文资料中，就出现了各民族交往的记录；其后数千年的历史文献，有关民族关系的记载从未间断，反映了我国各民族之间日益密切的交往和融合。很难说中国历史上哪朝哪代是民族融合最盛的时期，但学界讨论这个问题，多把注意力集中于魏晋南北朝、宋辽金元和清代。南北朝时期，虽然北方和南方都有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但南北政权对峙，北朝称南为“岛夷”，南朝称北为“索虏”，一定程度上阻隔了南北方的经济、文化联系。宋辽金时期也是如此。元朝实现了全国（包括西北、西南边陲地区）大一统，与外域的交往也达到空前规模，民族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前代。

      对元朝的历史文化，国内外学者和民众都有一些不恰当的甚至错误的看法。以往曾有把元朝看成中国被外族侵占的亡国时期之说，现在持此说者虽已不多，但仍有影响，某些人看元朝总有中国史上“异类”的感觉，例如，有人说毛泽东的《沁园春》词把成吉思汗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列是错误，这就把元朝的创建者成吉思汗排除在中国历史之外了。事实上成吉思汗原为金朝属部蒙古部的首领，因出兵帮助金朝平定叛部有功，被封为“属部统领”（Ja' ut-quri），十年后统一蒙古高原，称帝（当时汉人称他“成吉思皇帝”）建国（1206年），但仍向金朝进贡。不久，他看到金朝已经腐败不堪，就以金朝杀害其先祖为由，告天复仇，举兵反金，1215年就占领了金朝的都城中都（燕京），黄河以北大片地区不久也被占领，金朝皇帝被迫南迁汴京（开封）。到他去世的1227年，西北地区的畏兀儿、哈剌鲁和西辽、西夏先后归附或被灭亡。他儿子窝阔台在位时灭金朝（1234年），孙子贵由、蒙哥在位时先后收服吐蕃和大理（云南），孙子忽必烈在位时灭南宋，于是中国（按近代意义）境内各个政权尽被统一。成吉思汗建国后称“大蒙古国”（Yeke Mong olU lus），当时汉文文献里称为“大朝”。1271年忽必烈在位时又建“大元”国号，这是按中原传统取的“美名”（“元”的意思是“最大”），于是在汉文文书里只称“大元”，蒙古文书里则合称“大元大蒙古国”。所以说元朝就是大蒙古国（“大朝”）的延续，是同一个朝代。

      有一种“观点”，认为元代中华文明遭到严重破坏甚至中断，历史倒退。我想这种看法的产生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没有以多民族国家的视角看问题；其次，对元代历史文化缺乏确切了解。明、清有些文人学者在批判元朝蒙古统治者政治弊端的同时，对他们加上一些以偏概全的不实描述，例如说“北人（蒙古人）不识字，使之为长官或缺长官，要题判署事，写日子，‘七’字钩不从右七而从左转，见者为笑。”就是明显的例子。此语出元末明初的叶子奇笔下（见其所著《草木子》卷四下杂俎篇），影响很大。赵翼是清代著名学者，但他说元朝“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1]，就是缺乏充分论证的片面观点（仅举元朝皇帝命人将重要汉文典籍翻译为蒙古文以便阅览为例证）。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吉川幸次郎和德国学者傅海波（Herbert Franke）先后就元朝皇帝的汉文化修养作了研究；萧启庆的专题论文《元代蒙古人的汉学》[2](95～216)，详细考述了在儒学、诗文、美术等方面有成就的蒙古人117人（不包括帝王和皇室），还有若干遗漏或缺乏记载者（如蒙古进士的资料就不全）。这些研究都能证明元仁宗、英宗、文宗、顺帝及其太子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汉文化修养。皇室以外的其他蒙古人，特别是两三代寓居中原和江南的蒙古人，学习汉文化并且达到相当高水平者更多。

      我这样评论，决不是掩饰蒙元统治者进行的灭金、灭宋战争（1211～1234年，1235～1279年）对数百万人民的杀戮和对中原经济文化的严重破坏。中国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往往都经历导致大量人民死亡、经济文化破坏的残酷战争。北族皇朝，尤其是蒙元朝“入主中原”所带来的战争灾难和民族压迫更为严重，这是事实。但历朝统治者“取天下”后，都要实行“安民”以维持其长久统治，这里就包含着文化的重建，元朝也不例外。随着研究的扩展和深入，元代文化的全景日益清晰，除了中原传统文化的恢复，还突出显现了多民族文化的并存和交融。可以说，元代不仅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也是我们中华“多元一体”文明发展史上丰富多彩、熠熠流烂的时期。

      二、江南经历与蒙古色目人文化习俗的变化

      宋朝是我国古代文化长足发展的历史时期，“天水一朝”对士人的宽厚待遇及其经济、文化的繁荣进步，常受到学者的赞誉。尽管高度集权导致政治上因循疲沓之风盛行，军事上始终不甚振作，始蹙于辽，继蹙于金，僻处西北的夏国也不时前来侵掠，最后连东南半壁江山也没有保住，但两宋文化，尤其是退居江南的南宋时期，却达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较之辽、金、西夏统治下的北方和西北地区要高出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