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辽道宗耶律弘基“愿后世生中国”之说，最初的记载，来自于北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二《朔问下》： 契丹自澶渊之盟到今凡(九)十有八年矣！可谓久矣！古未有也。宗庙社稷之威灵于是乎在。然今虏主鸿基者与有力焉，涂路之人皆知。虏主虽生羯犬之乡，为人仁柔，讳言兵，不喜刑杀。慕仁宗之德而学之，每语及仁宗，必以手加额，为仁宗忌。日斋不忘，尝以白金数百，铸两佛像，铭其背曰：“愿后世生中国。”其用心盖可知也。①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它只是一个孤证。直至1934年，张江裁《燕京访古录》一书问世，于此才有了可以相互印证的记载： 西便门内西北一里，菜园井台后，有颓残佛殿三楹，内有一台，上座一佛，高三尺八寸，恶像狰狞，须发鬃烈，双耳环佩下垂，如金刚像，半衫半甲，花云战靴，双手捧钵、左骽盘、右骽立、眦目裂齿，威武绝世，背后镌阴文篆书银佛铭曰：“白银千两，铸二佛像。威武庄严，慈心法相。保我辽国，万世永享。开泰寺铸银佛，愿后世生中国。耶律鸿基，虔心银铸。”共四十七字，考此地，当是大辽开泰寺也。② 查《辽史》卷二十《兴宗纪三》，重熙二十三年(1054)冬十月癸丑，“以开泰寺铸银佛像，曲赦在京囚”③，则辽确实有在开泰寺铸银佛之事。辽兴宗于次年八月病逝，耶律弘基即位，是为辽道宗。铸银佛时，辽道宗还是皇太子，为了行文的统一与方便，在此仍以庙号称之。该条记载，后来被陈述收入《全辽文》卷二《银佛背铭》④。 一个存在的疑问是：在认定辽道宗称“愿后世生中国”说信实可靠的前提下，作为契丹皇太子的耶律弘基让人在佛像背上所刻下的“愿后世生中国”，与宋代文人晁说之在其文集中所记录下的“虏主鸿基”“愿后世生中国”，两者表达的内涵是同一回事吗？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二《朔问下》描述辽道宗“为人仁柔，讳言兵，不喜刑杀，慕仁宗之德而学之”，传达的只是一个游牧可汗对中原国君和中原文化的景仰之情。关于辽道宗“慕仁宗之德”，宋人笔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云： 嘉祐二年(1057)秋，北虏求仁皇帝御容。议者虑有厌胜之术，帝曰：“吾待虏厚，必不然。”遣御史中丞张昪遗之。虏主(耶律弘基)盛仪卫亲出迎，一见惊肃，再拜。语其下曰：“真圣主也，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捧盖，为一都虞候耳。”其畏服如此。⑤ 与辽道宗有着相同“游牧民族”出身背景的清朝康熙帝对这一记载很是不屑：“彼时宋方畏契丹，增岁币，其政略兵威，有何令契丹可惧处？而契丹主见像惊拜，有都虞候之叹耶？此不过宋臣自诩之言，无足信，益可鄙耳。”⑥这一判断有一定的依据。所谓“宋方畏契丹，增岁币”一事，指的是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辽宋之间的关南争地⑦。最后，北宋做出了重大让步，每年向契丹增加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并屈称“纳”岁币⑧。可以说在这场外交较量中，北宋落尽下风。在这样的背景下，宋人记载契丹君主如此自抑，的确令人怀疑。同样，重熙二十三年(1054)，在北宋屈称“纳”岁币十二年之后，契丹皇太子耶律弘基刻下《银佛背铭》，祈求“愿后世生中国”，其真实情感是否与晁说之《嵩山文集》所传达的内涵一致，就是一个值得辨析的问题了。 辽道宗称“愿后世生中国”之说，也是当今学者引用频率颇高的一则史料，当笔者检视相关文章时，发现有关该史料的运用竟然是一笔糊涂账。其中的关键在于，对该史料中“中国”一词，学者们有不同的理解，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一)“中国”指“北宋”，史料反映了辽道宗深受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汉化很深；对宋朝仰慕之情，溢于言表云云⑨。这与北宋晁说之《嵩山文集》传达的内涵相近。(二)“中国”是“契丹”的自称⑩，史料表明辽道宗不自外于华夏，有取代北宋，以中原正统王朝自居的意愿。(三)“中国”是佛教语言，指佛诞生地——“中天竺”(11)。 辽道宗的意愿，显然只有一个，后人的理解却是歧义纷呈。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说：“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尽的问答交谈。”(12)我们也注意到，客观历史事件已经不复存在，所谓“事实”，其实是文本“事实”。而以语言建构的文本“事实”，总是同语言词义本身的多重歧义和接触这些文本的个体在观察上的偏差互相纠缠。于是，对已经消失的同一历史事件，不同个体有不同解释的现象，在历史研究中时有发生。本文拟以辽道宗称“愿后世生中国”说为个案，将辽道宗爱慕华风的心态及其文化取向与后人的相关理解进行对照，以检视对同一历史事件，不同个体出现的文本解读上的差异现象。 究竟何谓“中国”？这个词自产生之始，在不同时代、不同情况下，具有不同的含义(13)。就史学研究和民族关系史研究而言，在古代，“中国”一词，首先是作为一个地域概念出现的。在文献上最早起源于西周时期，如《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唐孔颖达疏：“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14)“中国”一词最初是指一国的都城京师，因地理方位上处在一国之中而得名。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一词包含的范围逐渐扩大至中原地区。其次，“中国”也是与“四夷”相对应而产生的文化概念，《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15)《论语注疏》：“诸夏，中国也。”(16)《公羊传·成公十五年》：“内诸夏而外夷狄。”(17)中国”与“四夷”的分野主要是文化上的意义，钱穆说：“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而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这里所谓文化，具体言之，则只是一种‘生活习惯与政治方式’。”(18)再次，“中国”还是一个国家概念。自秦汉起，华夏族与四周所谓戎狄蛮夷诸族逐渐融合，以华夏族为主体的统一国家形成，“中国”一词开始泛指中原王朝所建立的政权，但是一些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政权，如北魏也以“中国”自称。辽人也自称“中国”，这在学术界已经取得了共识(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