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之緣起 清人潘永因所編《宋稗類鈔》一書，卷一《君範》開篇有關於宋太祖的兩則軼聞，一則記太祖於太廟所立“不殺大臣”的誓碑，一則記太祖親書“南人不得坐吾此堂”語刻石於政事堂。20世紀40年代初，張蔭麟先生首先注意到這兩則記事，遂撰《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一文(以下簡稱“張文”)予以考辨①。張文指出，太祖誓約最初見於曹勛《北狩見聞録》，而有關誓碑的故事僅見於題名陸游的《避暑漫鈔》，故推斷“誓碑之説，蓋由《北狩見聞録》所載徽宗之寄語而繁衍耳”。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張蔭麟先生雖不相信有所謂太廟誓碑，但他並未否認太祖誓約的存在，且謂“北宋人臣雖不知有此約，然因歷世君主遵守惟謹，遂認爲有不殺大臣之不成文的祖宗家法”。 上述考證雖然只是一篇短文，但因其涉及到宋代政治史上一個比較重要的關節，故自此文發表以後，太祖誓約及誓碑的真僞便成爲宋史學界非常關注的一個話題。近三十年來，有幾位學者相繼撰文否定誓碑乃至誓約的真實性，同時也有一些學者堅持認爲太祖誓約及誓碑均確有其事，紛紜衆説，迄今尚未形成共識。 持否定論者可以杜文玉先生爲代表。他在《宋太祖誓碑質疑》一文(以下簡稱“杜文”)中對太祖誓約及誓碑予以全盤否定，質疑的理由主要有兩點：第一，所謂“不殺大臣”的誓約與宋代的實際情况不符，宋朝諸帝對待臣下確實比較寬容，與其他朝代相比誅殺較少，但並非從來不開殺戒，尤其太祖朝和高宗朝更是如此；第二，太祖將誓碑秘藏於太廟的做法不合情理，從誓約内容來看，完全没有保密的必要，公諸於世反倒對趙宋王朝更加有利。作者最後提出一個推論，認爲所謂太祖誓約可能是高宗和曹勛出於某種政治目的而共同編造出來的一個故事，“是高宗籠絡士大夫以换取他們支持的一種權術”②。由於作者没有見過張蔭麟先生的上述考證，加之又非專治宋史的緣故，此文存在着不少紕漏，最大的問題是將太祖“誓約”與“誓碑”混爲一談，且謂其最初史源當出自王明清《揮麈後録》，又將《避暑漫鈔》的作者誤題爲葉夢得③，並進而推論其信息來源等等。儘管此文的考證和結論都不够嚴密，但還是引起了一些學者的共鳴。近年有人撰文討論北宋不殺士大夫的祖宗家法，就基本接受了杜文的上述結論，所不同者，則是認爲所謂太祖誓約可能出自徽宗而非高宗的杜撰④。 針對杜文否認宋代存在“不殺大臣”的祖宗家法，徐規先生曾撰文提出異議，指出所謂不殺士大夫應理解爲“不輕率誅殺”，並舉出多條例證，“證明北宋確有一條不輕殺臣下的不成文之祖宗家法”；至於太祖誓約及誓碑的真僞問題，徐文基本認同張蔭麟先生的見解，認爲太祖誓碑不足憑信，而“藏於太廟的宋太祖誓約是否真有其事，當可作進一步的研究”⑤。同樣對太祖誓約及誓碑持懷疑態度的還有鄧小南教授，她在討論宋代祖宗之法時認爲，從宋代的政治實踐來看，“不殺士大夫”可以算是祖宗之法的内容之一，“但這並不等於説確有這樣的成文規定”，若真有這樣的誓約存在，照理説是“不應當隱秘不宣的”⑥。 在對太祖誓約及誓碑的真實性持肯定態度的學者當中，以王曾瑜先生的觀點最爲鮮明。他在談及岳飛之死時指出，“宋朝與明朝不同，明朝濫殺臣僚如草芥，宋朝却特别優禮臣僚。因爲宋太祖傳下秘密誓碑，規定‘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並認爲高宗殺岳飛即是違背了太祖誓約⑦。張希清先生亦持有類似觀點，不同之處在於，他雖然相信太祖誓約實有其事，但對太祖誓碑的真僞則持較爲審慎的態度，認爲陸游《避暑漫鈔》有關誓碑的故事“係得之於傳聞，其中恐有差誤，難以作爲信史，有待於作進一步的研究考證”⑧。顧宏義先生傾向於相信太祖誓碑的存在，不過他以爲岳飛被殺與否與太祖“不殺大臣”的誓約實不相干，“此處所謂‘大臣’，實指文臣士大夫，而不包括武將在内”⑨。此外，余英時先生在論及宋代士的政治地位時，也專門討論過不殺大臣的祖宗家法，並對太祖誓碑的故事表現出深信不疑的態度，謂《避暑漫鈔》“原文細節頗詳，必有所本”云云⑩。 自80年代中期以後，無論是否相信太祖誓約及誓碑的真實性，有一點在宋史學界可以説已經基本達成共識，即普遍承認在宋代(尤其是北宋時代)確實存在着“不殺士大夫”的祖宗家法。如張其凡先生在討論宋代“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問題時即表明了這樣的態度：無論太祖誓約存在與否，“北宋一代不殺大臣言事官却是不争的客觀事實，故可説是不成文的習慣法——故事”(11)。這種説法大致可以代表目前宋史學界多數學者的傾向。 研究宋代政治史和政治文化，太祖誓約及誓碑的真僞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而就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其中還有許多細節值得深究。本文準備在對相關史料源流進行系統梳理和考證的基礎之上，提出筆者的一家之言。 二、秘而不宣的太祖誓約 關於太祖誓約，目前在北宋文獻中找不到任何相關的記載。此事的最初史源，乃是出自曹勛所轉述的徽宗之言。 靖康之變時，時爲閤門宣贊舍人的曹勛隨徽宗北遷，後在徽宗安排下自燕山遁歸，於建炎元年(1127)七月到達行在南京，並帶回徽宗寫在衣領上的“可便即真，來救父母”八字御筆，使高宗繼位的合法性得以解决。據曹勛説，臨别時徽宗命他轉告高宗的各種緊要事項，其中就包括太祖誓約一事。此事始末見於曹勛《進前十事劄子》： 臣昨日伏蒙聖恩，賜對便殿，漏移數刻，下詢周悉，使得盡所欲言，而三聖人之意俱獲條陳。……再蒙聖訓，令臣今日入對，將虜中所見具劄子進呈。今謹條畫，事涉國體者，伏望萬機之暇，特賜睿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