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还在对滥觞于十多年前的网络文学迅速从边缘向中心挺进而感慨不已时，手机文学的兴起，让人们再次见识到了现代技术对文学的重构力量。手机被称为“第五媒介”，作为一种现代媒介技术，不但改变了人们交往的方式，同时，也为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场空间和言说方式，并形成了新的文学类型——手机文学，手机文学是现代技术和文学表意狂欢的结果。手机文学营造了新的文学景观，这是现代人生存方式的一种新写照，是现代技术和消费时代语境的文学新样式，成为现代人的“文学零食”。 手机文学在手机传播技术和当前文化语境的双重作用下，有着短平快、速笑性、段子化、同感性、虚拟性、交互性、娱乐性、大众化等特性，这些特性伴随着现代人消费手机文学的过程，深刻地侵入到现代人的生活空间，从而构成了一种带有后现代气息的文化现象。但作为现代技术与文学表意的狂欢合谋，手机文学除了具有这些常见的特性外，我们还必须进一步理解它深层次的内涵，以便能更好地理解手机文学何以高度参与到现代人的生活中来，影响并改变文学的格局。 现代技术与后现代语境的文学零食性 查尔斯·泰勒说：“有些人将技术文明的到来看成是一种十足的衰落。”① 但对于文学来说，事实不是如此，文学在现代技术的作用下，正与传统文学断裂，从而形成了新的文学景观，这一点，在网络文学的发展中已充分表现。而手机文学，是现代技术契合了消费时代的文化语境，将文学的边界不断延伸和拓展。手机文学满足了现代人快速生活节奏的精神需求，成为调剂现代人生活压力的精神食粮。正如有人说的那样：“手机文学显然难以与纯文学的高雅品位与精神追求相比，但正是不同人群存在这种文化趣味和偏好的重叠性和弥散性，才有手机文学的跨界生存，才有短信文学的兴盛和雅俗共赏，作为新媒介文学现象的手机文学，犹如午后茶点，成为不同阶层和不同文化层次的现代人的精神玩伴和‘电子零食’。”② 由于传播技术的制约，手机文学相对于传统文学或网络文学来说，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的精短，而这一特点，正符合后现代语境下文学对于“宏大叙事”的放弃这一趋势。约瑟夫·纳托利说：“后现代性来临之时，人类显然已经到了这一地步：当他们观察他们自己的过去时，他们所看到的只是大量的引起争议的宏大叙事。人们看到每一种宏大叙事在它自身所处的时代都在偏离它自身所公开宣称的真理领域，而进入另外一种宏大叙事及另一个领域。”③ 手机文学解构宏大叙事最直接的表征就是抛弃庄重写法而采取戏谑手法。下面几个手机段子就是典型例子： 人生四大悲：久旱逢甘雨，一滴；他乡遇故知，债主；洞房花烛夜，隔壁；金榜题名时，做梦。 虽然工作是枯燥的，赚钱是辛苦的，但理想却是远大的。等咱有了钱，喝豆浆，吃油条。想蘸白糖蘸白糖，想蘸红糖蘸红糖。豆浆买两碗，喝一碗，倒一碗！ 人生如同玩麻将，一见钟情是天胡，自由恋爱是地胡，媒妁之言是平胡，生了小孩叫开花，一个情人叫单吊，没有情人叫白板！ 这些段子呈现出的是荒诞不经的、矮化的、庸俗的甚至带有下流的心灵告白，充满着解构性的叙事意味，也就是海登·怀特所说的“叙事性的崩溃”。在这类手机文学中，往往把两种极端的情景组合起来，完成一种“解构式的对冲”，如上面的《人生四大悲》就是把四大人生之喜，通过极端的悲剧性的对立而呈现一种游戏化和庸俗化的述说姿态，从而表现出后现代解构的叙事策略。手机文学的很大一部分是以短信形式出现，基本上没有叙事性。段子化是早期手机文学基本的文本规定，它体现一种高超的整体浓缩技巧，它的审美范式是“寸铁杀人”。手机文学的段子化并不意味着手机文学叙事功能的丧失，正如海登·怀特说的：“在有些文学作品中，叙事性要么遭拒绝，要么崩溃，我们在这里遇到的是几丝绝望，这种绝望的原因不是被归于作者的道德虚弱或知识的欠缺，而是被归于对已经陈腐的社会生活方式的深刻领悟。”④ 这种没有叙事性的手机短信，其实就是人们洞察生活后的一种感悟，一种体验，是一种新的叙事方式。 手机作为通讯的私人交流工具，造就了手机文学的参与性，而后现代的文学特性就是大众成为文学主体。就如电视节目的男女速配、智力游戏、选美大秀、真情实录等文化景观一样，观众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从而由文化消费者转换为文化生产者，得到自我表现欲望满足后的快感，手机文学也是大众分享了文化生产的权利，并在这一权利中得到满足。手机文学是人人创作的狂欢宴会，是芸芸众生的乌托邦，其中充斥着错位、颠倒、杂乱的意象。手机文学的狂欢揭示了一种“民主精神”，因为狂欢是平等的，体现了“社会正义”的“丰收”，当大众在手机上畅书自己的心灵鸡汤时，他们获得了平等的快感。手机文学把手机的私语言功能转化为公共语言功能，以个体对个体转化为个体对大众，体现了大众文化的特质。福柯曾描述了“权力—知识”的关系，大众文化的构成就是“权力—快感—文化”模式，快感在这一结构中的出现，揭示了大众何以主动投身到手机文学生产中来的奥秘。大众在手机文学创作中得到快感，它是一种包含了权力分享的快感。这样，在手机文学生产中，权力、快感、文化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对立的力量架构，通过它，大众也实现了一种权力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