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1)04-0119-04 “文学反映现实”涉及“语言”和“现实”、“形式”和“内容”的等级关系，即现实高于语言，语言能够真实地反映现实。这一创作方法坚持词语和现实的亲和关系，以此强调人民改造世界的力量以及世界的可知性。“文学反映现实”在后来的文学反思中被作为文学本质化的具体表现，特殊的政治规定塑造了文学的僵化形象。“二十七年文学”的“创作方法”伤害了现实本身，因为这种创作方法严格遴选有限的“现实”景象，只有光明的国家现实才是最终的真实。形式主义包含的个人意愿往往被视为败坏国家精神的流毒，“精神”和“意志”等带有集体感和光明气质的词汇更容易让人接受。在这一特定时期，人们对“形式主义”的批判实际上集中于它通过语言的机巧表现出的没落、反动现实，可以说，这仍旧是内容层面的反感。宏大政治掏空了“现实”的丰富特质，这才是后来人批判“文学政治化”根本缘由。 借助于“现实”政治性和集体色彩的详细规定，“语言反映现实”就成了对现实的唱盛，“现实主义的批判性”在这里是不合法的。“哲学上的现实主义的总体特征是批判性的、反传统的、革新的：它的方法是由个体考察者对经验的详细情况予以研究，而考察者至少在观念上应该不为旧时的假想和传统的信念的本体影响：它还使语义哲学，即词语与现实之间一致性的本质的命题真有特殊重要的意义。”①这段话暗示着一下几个层次的意思：第一，文学的真实性和批判性相互关联；第二，个人化视角是文学批判性的重要支撑。“二十七年文学”关于“现实”的政治表述恰恰去除了个人性和批判性，这是文学本质化的具体表现。“集体性”并非一无是处，纯粹的个人性也将导致文学的本质主义，集体性和个人性的整合才是文学去本质化的上策。此外，在有些人看来，“政治化现实”“这种框架隐秘地表现着一种规范性的看法，即把物质基础作为真正的现实存在。因而，在政治上就低估了非物质力量，尤其是个体的意识和潜意识的力量，以及它们的政治功能。”②马尔库塞将丧失个性意识的文学病归罪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决定论过分强调物质基础的重要性，从而束缚了“非物质力量”的反作用。然而，这种说法完全否认了“现实”的意义，同时也回避了个体意识的外在现实基础，从而取消了文学和现实的关系，这和“二十七年文学”的境况并不一样。不可否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支撑着“二十七年文学”国家叙事的一整套文学规律，在此基础上文学展示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魅力，这并没有改变机械决定论人为地规定何谓“真实”的文学事实。“二十七年文学”的问题不是经济决定论，而是决定论的僵化。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真正“现实”的严格规定，就会面临逻辑怪圈：资产阶级的“现实”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看来是伪现实，那么是否意味着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永远不能塑造出现实的真理？这种缺失是否意味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限度？逻辑的矛盾显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阶级性“现实”本质规定的某种尴尬。 在“二十七年文学”教科书语法中，关于“真实是什么”的确切表达并没有妨碍“什么是真实”的语义游击，和政治挂钩的“现实主义”成为名副其实的万能术语。“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赞同的文学清规戒律，其本质的规则体系一直以来都是笼统的、貌似简单的，这实在是有意而为之。因为表述的笼统、模棱两可、甚至自相矛盾可以为自己留有余地，保证在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下能够机动回旋。”③文学在不同时期的政治运动中获取模糊美学的真谛，但所指的流动性却无法改变“现实主义”本质倾向。因为这种形式的语义添加不是文学历史性的表现，而是政治的时期表达在文学中的强制表现，是现实的政治学逻辑对文学的规约。这样，不断膨胀的“现实主义”也被冠以“机会主义”的帽子。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中国语境中的相互对立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之间的内涵融合感到不解。“现实主义”不断截取“自然主义”的原有内涵，却又始终将“自然主义”作为对立面，这说明对立的始终是作为阶级招牌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拥有了真理的确定性，那么自然主义等就自然而然成为现实主义的剩余物，它们以非现实主义的形象出现。“现实”在这里决不是现象学上客观存在，而是一种革命政治理念。阶级观念的文学表达和政治学逻辑合力造成了“现实主义”本质化和概念模糊之间的矛盾，当然这种矛盾只是表面的，“肯定党性原则，即对党不断变化的姿态保持忠诚，是文学理论和美学问题的基石。”④ 新时期文论观念强调外在世界描写的主观性，在文学实践中则表现为动用具体的文学技巧以彰显语言的力量。纯文学直指主观性和个体性，这仍旧顺延了“二十七年文学”的文论逻辑，因为它把“个体主观性和形式主义”与“集体性和现实主义”截然划分开来。其实，在“语言和现实”的关系上，纯文学和“现实主义”也没有太大的分歧。纯文学以远离现实主义为己任，通过主观变形达到陌生化效果。“纯文学”并不排斥他们自身所处的当下现实，它反思的对象是“二十七年文学”中“现实主义”的现实，这种现实被符号化为“缺乏想象力的统治政令”。具体地说，纯文学时代并没有反驳“文学反映现实”，只不过人们提倡曲折地反映现实。语言变形记实际上并没有取消“现实”的地位，世界仍旧可知，纯文学的审美立足于原本就是在启蒙的总体氛围中证明人的主体性。因此，“纯文学”所持的“语言反映现实”的观念和具体文学实践中回避现实的倾向存在落差，纯文学的实践者们还没有从之前政治文学的威压中解脱出来，积极介入当下现实的书写，以至于造成自身“反现实”的假象。⑤“纯文学”顾虑的是以怎样的文学方式表现的现实。不可否认，过度的形式实验使纯文学的具体文本晦涩难懂，因此也大大冲淡了文学介入现实的功能。纯文学的本质倾向是因为它极端热衷某种表现现实的文学手法，而不是文学和现实割裂以及由此引起的历史性的消失。虽然师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审美理念，但是在“语言和现实”关系上，纯文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尽相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的“现实”被全然妖魔化，“真实”和主观性建立了复杂关联，这样语言在极端自恋中建构了和现时世界全然脱钩的主观现实。“艺术的批判功能，艺术为自由而奋争所作出的奉献，存留于审美形式中。一件艺术作品的真诚或真实与否，并不取决于它的内容(即是否‘正确地’表现了社会环境)，也不取决于它的纯粹形式，而是取决于它业已成为形式的内容。”⑥语言是自足的，它无须和现实建立联系，尽管“真实”这个概念在他们这里仍旧重要，但“真实”已经转而指向以审美的方式讨论世界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