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1)04-0133-07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范畴居于核心地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举凡古代文学理论中的所有重要问题，都是借助于范畴加以言说的。范畴构筑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形态，凸显了本民族文学理论的特色。然而，在当下，中国文化渐趋西化，古代文学理论的范畴离我们已很遥远。在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中，几乎寻觅不到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踪迹，范畴、术语基本是西方的，更无从论及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继承，使得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民族性缺失。真正属于中国的当代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并没有建立。究其原因，就是抛弃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抛弃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范畴。然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是否真的失去学术意义？在当代还有没有价值？在学界呼吁建立我们民族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今天，这是我们不能不关注的问题。 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范畴文学理论 综观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范畴文学理论，所有重要的问题都是借助于范畴进行言说的。 范畴是一个哲学的概念。作为一个西来的术语，范畴具有西方意义上的科学含义，注重逻辑层次的严整性和内涵的相对恒定。任何一个民族的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范畴。在这一民族的这一学科成为范畴的概念术语在另一民族的相同学科并不一定能够成为范畴，即使有幸成为学科的范畴，其内涵的差别必然很大，必定具有不可通约性。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和西方文学理论范畴具有天然的不可通约性。这在学界并没有形成共识。有人喜欢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范畴硬套西方的文学理论范畴，或将西方的文学理论范畴硬套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范畴，如神思之于想象、应感之于灵感，等等，这种做法其实大谬。神思与想象，应感与灵感，尽管都是文学创作的范畴，但是，由于它们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内涵差异很大。这种不可通约性虽然无法弥纶，但是，也并不意味中西文学理论就失去对话的可能性。 实际上，当我们将这个西来的“范畴”术语用以言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时，其内涵本身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中国文化的特质决定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范畴虽然秉承了普遍本质的言述，但是，又基本上失去了西方意义上的逻辑层次的严整和内涵的恒定。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范畴大都是经验性的、感悟的、直观的。范畴的内涵由窄至宽，表现得相对灵活、宽泛。基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这种情状，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美学)是“建范畴立理论”，“意谓美学体系仅需范畴的勾勒就足以完成，范畴就是理论的筋骨”。①这种见解抓住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美学)的特征，可谓一语中的。我们也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范畴文学理论，离开范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便无从说起。所有想依凭西方理论体系构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努力必定会陷入难以自拔的僵局，必定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蔑视与歪曲。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所有重要问题都是借助范畴进行阐释的，范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理论筋骨。如言志、缘情、文道之于文学的本质，神思、比兴、妙悟、应感、虚静、物化之于艺术思维，知音、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之于文学鉴赏与审美接受，风骨、意境之于文学的美学品格，文气、文德之于作家批评，意象、言意、形神之于文学形象的塑造，势、法之于文学的创作方法，等等。我们随意拈起一个古代文学理论的问题，如果抛开范畴，简直无可置喙。范畴成为阐释理论的必要工具，对范畴的阐释其实就是对理论的阐释。理论是以范畴的形式出现的，并且随范畴的演进不断完善，如，从“诗言志”到“诗缘情”，从“象”到“象外之象”，等等。这说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并不是僵化的，它们是随着文学创作的发展而发展的，在发展的过程中显示其旺盛的生命活力。 我们先以“言志”说之。“言志”作为文学本质的典型言述，其所起的理论筋骨作用堪称楷模，它丰富的理论内涵无愧于“开山纲领”的评价。不管将“志”理解为记忆、记录还是理想、抱负，都不游离其作为诗的本质的意义。②在这一古老的诗歌理论范畴中，蕴涵着极为丰富的文化观念，透露诗歌作为远古政治、历史之一部分的文学形式在当时特有的文化地位和文化价值，使人回味无穷。“志”无论作为记忆、记录还是作为理想、抱负都强调以人为中心，诗是人灵魂心理的艺术折射。“志”是包含情感的，有着极为宽泛的内涵。作为儒家的文学范畴，“志”又有非常特别的涵意。“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白居易《与元九书》)志、礼与兼济、独善联系在一起，意谓借助于这一文学形式表达政治理想抱负，宣扬伦理道德。“志”成为政治、伦理、道德的同义语。由此可见，作为古老的文学理论范畴，言志所涵盖的理论内容极为广泛，它有使诗成为非诗的因素，这是远古模糊的文学观念使然。更为重要的是，它又重视作为诗之主导的诗人内在心灵的流露，重视诗歌表达意志、反映现实的特质。正因为“志”之内涵厚重，才赋予诗如此重大的使命。言志范畴对文学本质的阐释可谓周详，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起着筋骨作用。 我们再以“风骨”说之。“风骨”是魏晋南北朝定型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它意指一种刚劲雄迈的美学风范，是对一种典型文学风貌的概括，后来被广泛运用。刘勰赋予“风骨”以实在的含义：“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文心雕龙·风骨》)联系刘勰对文学发展历史的认识，便可获取风骨范畴的直观感受。如他评建安文学：“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由此可知，李白所言“蓬莱文章建安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是为了张扬一种美学风范。风骨实指慷慨悲凉的美学风貌。这种风貌能振作人们的精神，鼓舞人们的斗志，使文学作品弥漫英雄主义的壮怀激烈。刘勰是从文学价值的角度来认识文学之美的，只不过，他摆脱了儒家教条化的说教，将之上升至美学的高度加以言述，意蕴深厚。钟嵘以“建安风力”评价建安文学，“风力”当属风骨的同义语，同样是为了褒扬建安文学所具有的力之美。到了唐代的陈子昂重提汉魏风骨，强调“兴寄”，是对风骨范畴的进一步深化。此后，凡涉及壮怀激烈、慷慨悲凉者均以风骨冠之，足见古人对这一美学风貌的赞赏与嘉许。清沈德潜云：“北朝词人，时流清响，庾子山才华富有，悲感之篇，常见风骨。”(《说诗晬语》卷上)刘熙载云：“太白长于风，少陵长于骨，昌黎长于质，东坡长于趣。”(《艺概·诗概》)“风骨”范畴凸显了众多美学风貌的一种典型品格，它的筋骨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美学品格研究中依然鲜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