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1)02-0039-08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从此中国社会开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新时期”。新时期的社会变革，既带来了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到文化生活的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化，同时也带来了人们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人生价值观念方面的巨大变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引领下逐渐开始活跃起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们一开始就十分重视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思考着如何理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同时，人们开始重新关注人性、人道主义等课题，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等理论问题。为了探索文艺学美学新的研究方法，引发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研究方法论的热烈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经典问题与理论也在新时期得到了重新讨论与梳理。在一种比较宽松的理论研究环境中，经过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们多年的努力探索和理论思考，最终汇合成一种强大的思想潮流，开拓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解放和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一、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我国现当代文艺发展过程中一直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长期以来似乎从未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初步清理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路线，提出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新路线。而之后在理论界展开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又从根本上唤起了人们对于“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等理论的反思以及对于艺术自身规律的探求，这时文学艺术界在经过深入探讨的基础上，提出了诸如“形象思维”论等许多新的艺术理论观念，这些观念使人们对于文艺的规律有了更多新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开辟了探求艺术规律的新天地。 1979年，“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顺利召开，邓小平亲临大会并致“祝词”。在“祝词”中，邓小平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1]9“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1]7邓小平的话发人所不敢发，为认真清理过去僵死的文艺教条指出了方向。不久之后，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与任务》一文中进行了更为明确的阐述，他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这样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1]108邓小平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思想，使广大的文艺理论工作者备受鼓舞，自此人们开始真正地解放思想，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艺术理论、艺术创作与艺术价值等问题。 1979年第4期《上海文学》发表了署名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反对把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期间，《上海文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就政治与文艺的关系问题展开了讨论。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最终由中央高层作出决定，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而改为提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社论指出：“作为学术问题，如何科学地解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人们完全可以自由展开讨论。作为政策，党要求文艺事业不要脱离政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但并不要求一切文艺作品只能反映一定的政治斗争，只能为一定的政治斗争服务。”这篇社论全面地论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可以看作这场讨论的一个总结；它为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指明了方向，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至此暂告一段落。 与文艺和政治关系问题紧密联系，“文艺批评标准”问题也是新时期开始后，艺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程代熙在《谈谈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一文中，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起，通过对文艺“政治”标准、“艺术”标准的历史性分析，指出“政治标准成了惟一标准的直接后果就是批评文章的简单化”，而这种简单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影响和助长了文艺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甚而促成“文艺为政策服务”等不尊重艺术规律的后果。程代熙通过论述和分析恩格斯给拉萨尔的信后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标准应是“美学的、历史的”标准，而且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明确提出哪是“第一”、哪是“第二”，但“如果从行文上看，他倒是把美学观点摆在前面。另外，马克思写给拉萨尔的信，首先作的是美学观点的批评，接着才是历史观点的批评。恩格斯也是先谈艺术问题，后谈作品的思想内容问题”[2]36～58。那种提倡“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说法显然是不恰当的，也是违反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批评标准本意的。程代熙的观点代表了当时艺术标准与政治标准问题的正确看法。 思想解放的潮流促进了学术的发展，从1978年到1984年这段时间，在我国哲学界首先出现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由于它与文艺现象、文艺理论的密切关联，因此引起了文艺理论界、美学界的广泛关注。当时几乎所有的文艺理论家都投入到了这场讨论之中，取得了不少理论成果。文艺理论界的学者结合艺术自身的实际，发表了大量的论著，全面地探讨了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及其在文艺中的表现，不仅深化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而且也带动了文艺创作的某些交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