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牢笼”这个概念源于詹姆逊于1972年出版的《语言的牢笼》一书。在此书中，詹姆逊认为，英美哲学忽视了欧陆哲学在语言学方向上的新思考，因而也就失去了考察和分析问题的新视角与新方法。詹姆逊指出：“强调意义抑或强调语言？诉诸逻辑学说还是诉诸语言学？这两项关键性的重大的选择构成了当今英国哲学和欧陆哲学之间的巨大的差异，也构成了分析语言学派或普通语言和几乎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发展起来的结构主义之间的悬殊区别。”①在他看来，“以语言为模式、按语言学的逻辑把一切从头再思考一遍，奇怪的倒是过去不曾有人想到这样做过，因为在构成意识和社会生活的所有因素中，语言显然在本体意义上享有某种无与伦比的优先地位，尽管其性质尚待确定。”②基于此，詹姆逊对索绪尔、俄国形式主义与法国结构主义在语言学方面的贡献作了高度的评价和批评性的思考，并指出：人类应该冲出语言的牢笼，构建一种新的，真正能将形式与内容、能指与所指结合起来的阐释学和语符学。 一 詹姆逊提出“语言的牢笼”命题，这与西方思想史上的“语言学转向”事件有着密切关联。西方哲学自产生以来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范式转换，第一次转向是“认识论的转向”，以笛卡儿的哲学理论为基石，标志着欧洲传统的本体论哲学向认识论哲学的转向；第二次转向是“语言学转向”，以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的哲学理论以及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石，标志着认识论哲学向语言论哲学的转向。“认识论转向”是西方思想史，尤其是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它将欧洲传统哲学的根本问题“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转变为“人的认识怎么可能和如何可能”的问题。而“语言学转向”可以说是承接笛卡儿所开创的“认识论转向”，由于这一转换，自古希腊时代以来的人文科学的基础遭到了严重怀疑，人们把握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传统哲学中，哲学家们都是将语言当作认识世界的一种“表征”或“再现”的工具。在传统哲学的理论域中，语言是对世界的“再现”，它忠实而可靠，它是意义的载体，它在主体与世界之间透明而忠实地反映出原样。而“语言学转向”发生后，人们发现，人文科学的认识和思想归根结底要靠语言才能传达，哲学的根本问题既不是探究对象世界的本质，也不是追问主体本身的认识能力，而是探究语言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转变意味着自然科学的认识论与人文科学的语言论的分道扬镳。对此，历史哲学家伊格尔斯指出：“语言学转向”的核心命意在于承认语言或话语对于构成社会的重要性。语言被看成是社会和文化决定因素的社会结构，而社会也被理解成为一种用语言和话语交往的文化产物。③因此，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发生的最深刻、最激进的哲学范式的转换。 “语言学转向”是西方现代哲学方法论上的伟大革命，但语言学转向不仅仅发生在哲学领域，它同时也发生在语言学领域，它与西方现代语言学，特别是索绪尔所开创的结构语言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促成这一转向的索绪尔认为，传统语言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不同语言的差异以及形成差异的社会根源，但是这种研究视角并没有抓住语言的本质和揭示语言学的内在规律，因此，应致力于创立一门属于语言学的独立学科。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认为，语言学唯一而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并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在他看来，现代语言学是一种共时语言学，研究对象是“同一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④。我以为，索绪尔对语言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提供了两方面的理论支撑：一是把语言和言语加以区分，强调语言学研究的任务不在于个体的语言，即言语，而在于所有言语行为者都必须共享的规则和系统，即语言；第二，把语言看成一个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符号系统，认为语言的音义结合、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结合并不是天生注定的，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社会交际而约定俗成的。也就是说，在索绪尔的理论域中，词的语音和语义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某一个意义不一定非得用某种声音代表不可，声音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从某个语言的生理或物理特性看不出它要与某个概念和意义结合成语言符号的征兆。可见，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学理论可谓西方语言学领域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他所提出的理论彻底颠覆了传统的语言观，使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由言语转向语言，研究方法由历时转向共时，这不仅实现了现代语言学由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的革命性转型，而且他的理论与分析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对传统语言观的颠覆走到了一起，共同促进了“语言学转向”的最终完成。 应当说，索绪尔的贡献为詹姆逊的“语言的牢笼”命题提供了理论上的有力支撑，在《语言的牢笼》一书中，詹姆逊认为，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不仅是对传统语言学的某些教条的突破，而且也是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索绪尔的创新就在于他坚持认为语言是一个有系统的整体，任何时刻都是完整的，不管其内部在片刻之前发生过什么变化。这就是说，索绪尔提出的时间模式是一个一系列完整的系统顺时相继出现的模式，也就是说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永远是此时此刻的存在，每一时刻都存在着产生意义的一切可能。”⑤在詹姆逊看来，这种视语言为系统或整体的见解正是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的前提，其中所蕴涵的思想资源为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理论空间。同时，詹姆逊指出：“把共时和历时加以区分这一举动是索绪尔的理论首先能够成立的唯一的基础。毫无疑问，这一区分是不顾历史的，也是不符合辩证法的，因为它的基点是一种纯粹的对立，是一对永远不可能以任何形式调和在一起的绝对的对立面。然而，我们一旦承认它是一个新起点，一旦进入到共时系统本身之后，我们就会发现那里的情况大不相同。”⑥在詹姆逊看来，从语言的共时性结构出发来考察语言，这是索绪尔的伟大创新，虽然如此，但他也不赞成索绪尔把共时性和历时性简单地分割开来、对立起来，“尽管索绪尔的理论中暗含的历时模式、突变的理论，能够对历史变化做出复杂的和有启发性的生动解释，但最终还是不能解决把历时和共时在同一个系统中重新结合起来这一根本问题”⑦。基于此，詹姆逊坚持主张应当把共时性和历时性辩证地统一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