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0)06-0108-06 众所周知，20世纪俄罗斯学者米·巴赫金(1895-1975)的治学领域宽广，可以说是一位杰出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掌握法语、德语、拉丁语、意大利语、丹麦语等多种外语，在哲学、语言学、美学、文艺学、历史文化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对人文科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无疑，俄罗斯本民族的文学和文化遗产，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源头的欧洲思想文化传统，是巴赫金的创造性思维得以孕育、生成和发展的主要资源。在他的大量著述中，人们不难看出他对欧洲文化和文学的熟知，也可以发现他曾反复强调透彻了解别国文化和文学对于研究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然而，也许很少有人知道，巴赫金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他还曾呼吁对中国文化和文学进行深入的研究，并认为这种研究对于俄罗斯—苏联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巴赫金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理解集中显示于他在50年代初期所拟的一份题为《中国文学的特征及其历史》的提纲中。当时巴赫金在苏联的摩尔多瓦国立师范学院（位于萨兰斯克市）任教，担任该校语文系的“总体文学教研室”主任，主讲文艺学、俄罗斯文学史、西方文学史等课程。据当时这个教研室的青年教师В.Б.叶斯季菲耶娃后来回忆，50年代初是苏联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大增的时期，在一次教研室会议上，决定由她来组织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学生小组。叶斯季菲耶娃从来没有专门研究过中国文学，不知从何入手，于是就向巴赫金请教。巴赫金建议这个小组先研究鲁迅的创作，同时指出有可能把俄罗斯文学与外国文学联系起来。巴赫金还答应写一份关于中国文学的提纲，以便让叶斯季菲耶娃在第一次小组活动时可以根据这份提纲讲一个“引论”。这样，出自巴赫金笔下的《中国文学的特征及其历史》这份有意义的提纲就诞生了。 当然，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份提纲的意义已不在于它是一份可据以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和基本特征的资料，而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走进“巴赫金的世界”的又一条独特的路径。经由这份提纲，人们可以发现巴赫金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独到理解，他对于这一文化与文学的把握方式，他的关注重点，还可以体悟到俄罗斯作家和学者对于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一种特殊亲近感。 巴赫金亲自撰写的《中国文学的特征及其历史》共分为三大部分。其中，第二、三两个部分显然是巴赫金在准备起草这份提纲之前阅读大量文献时所留下的札记，它们是提纲得以形成的材料基础。第一部分是根据这些札记而拟定的大纲正文，它是巴赫金对中国文化与文学进行认真思考的结果，显示出作者清晰的思路，并表明在他看来，对于一个不具备中国文化和文学方面的基本知识的外国人而言，学习这一文化和文学应当从哪里开始。 巴赫金阅读札记的两大部分，分别被冠以“中国文学”和“汉语”的标题。在“中国文学”这一部分（全文的第二部分）中，可以看出作者为认识中国文化和文学而阅读了一系列有关文献。巴赫金对自己的阅读印象与收获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大致按照历史的顺序记录了中国文化与文学在其发展的各主要阶段所取得的基本成就，注意到了中国最早的文字形式（甲骨文）、最早的书面文学作品的出现，从先秦到晚清各个不同时代、各种不同体裁的文学的演变轨迹，而对于自19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的中国文学的历史性变化更给以特别的关注。这一记录与勾画止于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在这一部分的最后，作者记下了俄国学者编著的中国文化与文学方面的三部著作，即：戈卢别著《中国的精神文化》(1912)、В.Д.瓦西里耶夫院士著《中国文学简史》(1880)和Ю.舒茨基的《中国抒情诗选》(1923)。出版于不同年代的俄国汉学家的这三本著作，可能是当时巴赫金了解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主要参考资料。 巴赫金阅读札记的第二部分题为“汉语”（也即全文的第三部分）。这一部分末尾处仅列出了一部参考书，即因诺肯季编的《全编华俄字典》（1909年，北京版）。但是，看来此书并非巴赫金据以了解汉语的唯一资料来源，因为字典一般不具备使读者初识某种外语的功能。从巴赫金的札记中，可以看出他对汉语已经有了一些初步了解。根据这一了解他指出：汉语口语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国语”，一种是所谓“民间俗语”，也即各地区的方言；汉语书面语也分为两种，即“古典的文言”和“现代的白话”。巴赫金还知道，汉语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单音词，大部分词是由单音字组合而构成的；虚词是汉语中的一个特殊存在。关于汉语的文字，他认为其基础是“几乎通用于整个远东的象形字”①，它的特点是表意性、诉诸视觉和表现概念。巴赫金还提及1918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的“注音字母”，注意到汉字改革的趋势。 《中国文学的特征及其历史》大纲的正文（即全文的第一部分），是巴赫金对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线索进行梳理的结果，也是他本人有意于把握这一漫长历史行程的一种尝试。大纲共15节，除第1节谈“同中国永远友好的政治意义”，第2节总结“沙皇时代的中国文化研究”之外，其余各节基本上是循着历史的纵向线索描述中国文学从先秦典籍到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其中，第3至11节勾画出自“最古的时期”——“前封建时代文学”至清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充分注意诗、词、散文、小说、戏剧、故事等各体文学以及民间文学的地位，兼顾各个不同时代思想文化的特点及其对文学的作用。第12至15节则是对进入20世纪后中国文学的演进发展和基本特点的概述，提及一系列社会文化事件、文学思潮与流派、重要的作家作品。这后4节的篇幅和前9节（3-11节）的篇幅大致相等，表明巴赫金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高度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