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的研究，旨在揭示20世纪50年代以来翻译实践演变过程中的种种讨论是如何看待与他者的关系和文化多样性的。这期间，一方面是翻译日益全球化并因此而工业化，另一方面是随民族独立与后殖民主义而来的人文学科表征危机，从而在稍后导致了人所共知的翻译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 最初的民族语言学研究路径 无论从过程还是从结果的角度看，都很难准确确定文化是何时介入当代翻译思想的。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这十年间，翻译学（translatology）开始形成独立的学科。当时它有鲜明的民族文化（ethnocultural）维度，但这仅仅是就语言层面而言，与翻译试图聚拢的人类群体无关，原因很明显：语言学是引导性学科，而这一时期结构主义又大行其道。二战以来，主要国际组织的建立和国际交流的发展造成了翻译的工业化。人类每个活动领域的文件资料数量呈指数增长，快速将其翻译成一种或多种语言突然变得非常必要。翻译成为要求程序优化、注重产能的体系的一部分。在翻译所处的专业化交流领域，当务之急是给各种事实贴上标签。语言学需要识别各种特定文化给翻译造成的现实问题或假定问题。代表性研究有罗曼·雅各布森（Jakobson 1959）的文章《论翻译的语言层面》（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和乔治·穆南（Mounin 1963）的《翻译的理论问题》（Problèmes thèoriques de la traduction）。两位语言学家试图划定由语言和文化多样性造成的不可译性（untranslatability）。各种语言之间对现实有不同的表征，而且它们表达的人类学、宇宙学现实经常无法彼此通约，既然如此，怎样才有可能确立不同语言之间的对等意义呢？让我们回顾一下雅各布森对可译性原则的解释。他说，符号的意义就是它的定义。由于符号可以用同一语言中的不同方式表示，所以它也可以翻译成任何一种外语。如果外语中没有相应的符号，可以直接从源语言中借用、仿造或者意译。换言之，雅各布森的结论是，语言可以表示任何东西，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罢了。可译性就是“差异中的对等”（Jakobson 1959，p.80）。从旨趣上看，人们对文化多样性的关注主要是词汇上的：符号支配语言学，符号也支配着翻译。 然而，同一时期，尤金·奈达写了一本关于《圣经》的翻译指南，提出了他关于交流和翻译的“民族语言学（ethnolinguistic）模型”（Nida 1959，pp.14，16）。身为衍生学派语义学家和美洲印第安语言专家，奈达提出了一种方法，供普世圣经联盟（Universal Biblical Alliance）为福音传道翻译神圣文本时采用。麦斯科尼克（Meschonnic 1973）和随后的其他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对这种方法的批评广为人知，但它们遮蔽了奈达民族文化学思维的贡献，这种思维在当年其实颇富新意。 基于有关沟通的语用学，奈达提出了一种看待对等性的观点。他的研究把雅各布森“差异中的对等”原则从狭隘的现实命名领域提取出来，应用于广阔的社会实践与世界观领域。他认为，翻译就是“沟通上的等值”，换言之，它必须在目标文化里发挥作用。为了使《圣经》文本明白易懂，更重要的是，为了使它融入迥异于犹太教—基督教世界的文化，翻译必须借助目标群体的象征性表述法和用法。不过，这种模型也有其局限。其局限性既与这种劝信路径（proselytic approach）相关，也与围绕沟通语用学形成的行为主义框架相关。应该说，在结构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奈达的民族文化学视角可谓独树一帜。当时主要在文学研究领域兴起的翻译思想隶属于德里达所谓的“巴别塔模型”（Derrida 1985）。此模型源于德国浪漫主义，经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修正，藉20世纪初兴起的形式主义得以进一步发展，其重点在于文字和文学审美。奈达的功能主义模型则秉承路德新教的改革精神，关注的是译作的使用者。与之相反，巴别塔模型看重原著的独特性、作者的创造性以及转述原著的翻译行为本身。 翻译：一种由社会决定的行动 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期结构主义走向衰落，社会历史背景成了翻译思想关注的焦点。对于这种新的研究途径，吉迪恩·图瑞的描述性模型（Toury 1995）功不可没，这个模型被视为一次范式转换。来自译作众多的小国（如比利时、以色列与荷兰）的文学理论家逐步确立了这个模型，他们最关注的是译出了怎样的产品。翻译研究（Holmes er al.1978；Toury 1980）的这些奠基者创办了期刊《靶子》（Target）。这个标题让人想起翻译的目标读者群，并涉及通过翻译遴选并融合外国作品的文化背景，尤其是文学背景。描述性模型的独特特征——当时颇为新颖的特征，是把翻译理解为一种行为，或一种由规范决定的社会行为。该模型根源于伊塔玛·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 1978）的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一个把自调节系统原则延展至对文学交流及更广泛的跨文化传播的描述和解释之上的控制论模型。多元系统理论还从俄罗斯形式主义那里汲取了灵感。几乎可以肯定，这种遗产说明了它所催生的描述性模型为何在翻译社会学的门槛之外止步不前，因为尽管此模型确实关注如何识别决定某个既定社会中文学译者行为的规范，但这既没有让人看清翻译主题的问题，也没有让人看清译者的社会地位，而且没有揭示出国际文学交流背后的经济和政治逻辑。从目标文学与源文学相互作用的原则入手，描述性模型的目的是了解这些交流在某种特定文学中的功用，以及所导致的文本变革。在历史上某个特定时刻，翻译在塑造或重构一种民族文学或文学体裁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依据的是对在翻译手法中发挥作用的写作实践的描述。最终，成为描述性模型特色的翻译与社会实践之间的类比关系，使得分析翻译所经历或导致的文学动态成为可能（Lambert and Lefevere 1993）。翻译规范发挥作用，以揭示这种动态。从大型语料库中可以观察到的翻译行为的规则性，就可以看到这些规范。人们最初把译本拿来与对应的原作对比，后来又将其与同一社会、同一时期、同一体裁的作品联系在一起。总之，如果说翻译规范是社会性的，那么这主要是从统计学意义上而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