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 引言 本文所谓汉语史语法类型特点,主要指上古、中古及近代汉语在形态—句法类型方面的特点,包括语法库藏类型(inventory type)的特点。 以往谈及汉语史上语法特点的存废,有以整个汉语史为视角的,如王力(2000[1989]),也有聚焦于两个相邻时期的,如全面列举探讨上古到中古语法演变的魏培泉(2003)。这些成果都给我们很大启发。但以往的研究,主要基于共同语的视角。随着方言语法研究的展开和深化,我们知道仅仅从共同语出发总结历史语法现象的存废是不够全面的。 研究古代汉语语法现象的跨方言存废,既有历史语言学意义,也有语言类型学意义。两方面的研究对象可以各有侧重。 在历史语言学方面,有关存废的分析有助于确定方言分化的年代和历史层次的时间深度。在这方面,具体语法要素,包括特定的虚词词项和形态要素应当成为关注的重点。 在类型学方面,有关存废的分析有利于观察不同类型特点的稳定性和可变性,发现类型特征之间的相关性或偶合性。在这方面,具有类型学意义的语法模式或库藏特点最值得关注。 此外,借助于语法现象存废的考察,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语言演变和语言类型的互动,可以探求特定类型演变的动因主要基于内部语法演化还是外部语言接触。 方言语法描写和分析中常常触及与汉语史的关系。例如,晋语中有“走将来”、“提将去”等动趋式中间插“将”的结构,侯精一(1999:403)、乔全生(2000:157)都提到了它们和近代汉语同类结构的联系。梅祖麟及其合作者的系列论文探讨了现代闽方言众多语法现象与不同时代语法现象的继承关系(梅祖麟1994、2002,梅祖麟、杨秀芳1995)。本文的研究与这类研究有三点不同: 1.以往主要关注汉语史现象在方言中之存;而本文将同时关注存和废两个方面,以两者的结合探讨汉语语法类型的历史演变。 2.以往主要由当今方言上溯汉语史之源;而本文则主要从汉语史类型特点下探现代方言表现。由今溯古,易见存,难见废。由古探今,存废两见。 3.以往主要从历史语言学出发关注特定语法要素如虚词等,本文则主要从语言类型学出发关注语法类型特点。 历代语法类型特点在现代方言中的存废是个大课题。存和废的求证方法是不对称的,因为说有易,说无难,亦即论存易,论废难,而从普通话扩大到跨方言考察,其难度更增百倍。但是在有一定代表性的范围内①确定其无,仍比完全无视这个问题有益。对于留存现象,我们只讨论在普通话中已消失而在某些方言中仍然存在的特点;至于消失的现象,则应当是普通话和所有方言中都消失的现象。两个方面都是举例性的初步探讨。 一 留存现象例析 1.1 代词没有单复数之分 王力先生(2000[1989]:50-51)对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数范畴有精辟的说明: 上古人称代词的单复数没有明确的界限。当然,有些人称代词是专用于单数的,如“朕”、“予”(余)、“台”、“卬”;但是,“我”、“吾”、“尔”、“汝”则可兼用于复数。……战国以后,人称代词有加“侪”、“等”、“曹”、“属”等字表示复数的。……但是,严格地说,这并不算是人称代词的复数。“吾侪”、“吾等”、“我曹”、“我属”等于说“我们这些人”,“侪、等、曹、属”并非表示复数的词尾。真正人称代词复数是“我们”、“你们”、“他们”。那是宋代以后的事了。
根据平田昌司主编(1998:229)及笔者为此书所做的田野调查,祁门话人称代词没有固定的复数形式。其代词的基本形式是“我(主格)/晓(宾格)、尔、渠”。表示复数意义时,当所指为两人,则加上“两个”说成“我两个、尔两个、渠两个”。当所指为三人或以上,一般加上“大家”说成“我大家、尔大家、渠大家”,但如果用具体数字说出“我三个/四个、尔三个/四个,渠三个/四个”,也能接受。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 1)“两个”、“大家”之类,在祁门话中都是可以自由运用的短语或词,其独立性和自由度超过古汉语“我侪、尔曹、渠等”等形式中的“侪、曹、等”,其所表意义与它们在复数形式中所表的意义是相同的,都是指两个人或更多的人,也不像“我们、你人、他家”这些方言复数形式中的“们、人、家”等词缀,这些词缀或本身没有独立意义,或单用时与复数义有差别。因此,“我两个”、“我大家”等形式是词和词的同位性组合,结构和语义都是可以分解的,不是单数代词的形态形式。 2)祁门话没有固定的表复数的成分。“大家”可以用于三个人以上,但是不能用于两个人,尽管两个人也是复数。而且,即使是三个以上人,也仍可以用确数词组合“三个、四个”来表示,如“我三个、尔四个”,并非必须用“大家”。 3)在“我两个、尔大家、渠大家”这类同位组合中,同位的一方是“我、尔、渠”,与普通话“我们两个、你们大家”等组合中的“我们”等复数形式相对应。换言之,祁门方言没有专用的复数代词成分,代词“我、尔、渠”实际上兼表单数和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