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学与语言学有相同之处，又有各自的侧重之处。中国现代语言学是在传承传统语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门独立学科，当代语言学则不仅是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而且也是在传承传统语文学基础上的进一步扬弃和开拓，经否定之否定而上升至更高一个层次的语文学。本文拟就传统语文学和语言学的传承及发展趋势略作探讨。 一、传统语文学 中国传统语文学主要是对古代文献的语言作解释，研究的核心内容是词义，而又兼及语言的其他现象。传统语文学在分析解释古代文献词语所表示的意义或对象时，解剖字的结构而以形索义；研究音读、声旁而因声求义；探索字的本义、引申义、概括义、虚化义、实指义等而比较互证，确定该字所表示的词在实际应用中的意义；辨析词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判定词性；类比、勘校文例和异文，确定衍文、夺字、讹误；考证地名所指地点的地望，指出其行政归属或大体方位；核实某一君王的传承，考定世系；考察历代王朝的兴衰存亡，探讨解释某些历史现象；研究历代军队组成、行政建制，考索官吏的职掌，比较分析历代社会制度的异同及其变化；考察历代的货币、税收、贡纳、供给、市场、交易等，指出历代的经济状况；研究各种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学术观的兴起、影响、演化，解释某些词在特定时代的特别用义；考证历代的历法、乐律、绘画、雕塑、工艺、制造、服饰、车舆、舟船、器物、法律等，多方位认识当时的社会现实。传统语文学既解释文献，也探讨词义的演变，两者相互结合，互为表里，往往涉及到天文、地理、社会、政治、经济、铸造、建筑、音乐、法律、艺术、饮食、交通、文字、音韵、词汇、语法、修辞、校勘等各个领域，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古人认为人与世界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联，因而体现和维系人与世界彼此间联系的语言也并非仅是纯粹的符号系统和工具。古人认为语言是人性的体现。孔子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孟子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词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穷。”（《孟子·公孙丑上》）扬雄指出语言体现了人的心声，认为“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法言·问神》）语言又是天道的体现。古人认为：“志以道宁，言以道接。”（《尚书·旅獒》）“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维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语言还体现了事物的本质，成为治理天下和教化人伦的基础。《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孔子认为“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丧邦”，把正百事之名作为从政之首，指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古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把语言文字作为宣教明化之本，指出“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许慎《说文解字叙》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表明了人只能通过语言来认识世界。 中国传统语文学注重实践，在古人的语言观念中，“文者，天地之精英”（姚鼐《复鲁絜非书》）。他们以语言文字研究的方式参与和介入该时代的文化，表达了他们对当时社会文化的评价，致力于去触及、理解和解决当时面临的某种重大和基本的文化问题。如先秦的名实之争就具有强烈的政治伦理和社会实践意义。孔子把正名看作社会和政治改革的核心，意在通过正名使政治制度中的一切关系符合理想的涵义。墨子提出取实予名，立言重视实据和实效。公孙龙认为相互制约中的名和实是一个统一体，名和实具有本质的联系。荀子在提出社会约定论的同时又把“正名”和“法后王”联系在一起，指出“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表明了语言与社会实践的密切联系。古人心目中的语言规范不仅是一种认识规范，而且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因而我国传统的语文学以语义的政治伦理阐释为核心，具有注重实践的理性精神。古人对语言问题的思考较少超越实践经验的界限作纯逻辑的分析或纯形式的推理，而是以强烈的社会伦理责任心来关注和探求语义，注重语言功能的伦理责任意识，致力于人事实际和社会伦理的实用探求。 二、西学东渐与传统语文学的转向 传统语文学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到清代，尤其到了乾嘉时代，达到了研究的高峰，清儒在文字学（《说文》研究）、音韵学、训诂学等传统语文学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学术高峰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也就预示着有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或者是衰落，等待新的发展和高峰；或者是变革，走向新的发展之路。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本来就蕴含着语言学的因素，如古代韵图中已经有声韵配合的结构分析。清代的音韵学研究已开始从文字转向了声音，注重形义并重，有了构拟音值的尝试。虚词的研究也取得了突出成就，已具备语法学的一些观念。方言研究上也有了一些发展，重视对实际方言词汇的考证，记录了一些活的方言口语。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随着科学进步和学科分工越来越细，也由于殷墟甲骨文和敦煌韵书残卷的发现，以及《马氏文通》、《中国音韵学研究》等专著的问世，中国的传统语文学逐渐分解为音韵学、文字学、古文字学、语法学、词汇学、训诂学、修辞学等学科，开始向现代语言学转变，从乾嘉学派发展而来的章黄学派可以说处于传统语言文字学向现代语言学的转变阶段。章太炎认为“学问之道，不但当求文字，文字用表语言，当进而求之语言”，①认识到文字只是有声语言的记录，不同的字形往往会掩盖语言内部的音义联系，所撰《文始》突破了字形的束缚，直接从音义联系上研究词族关系。例如，传统的语文学家把“贯、关、环”看作是毫无关联的三个词，而章太炎则从音义联系上指出这三个词实际上属于一个词族。这种以音义关系的研究取代形义关系的研究方法，意味着传统语言文字研究方向的转变。1906年，章太炎撰《论语言文字之学》，指出“今欲知国学，则不得不先知语言文字。此语言文字之学，古称小学”。认为“小学之用，非专以通经而已”，主张语言文字学的独立发展。②黄侃也明确指出：“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明其理而得其法，虽字不能遍识，义不能遍晓，亦得谓之学。不得其理与法，虽字书罗胸，亦不得名学。”③1919年的“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而且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开端。“五四”前后，以拼音化、提倡白话文的言文一致、国语统一为标志的现代语文运动促进了现代汉语的形成，白话文作为书面语的地位得以确立，中国的语言文字研究也出现了重大的转移，即已不仅仅是单纯地、分散地分析客观存在的有关文字、音韵、训诂的素材，而是旨在揭示并综合这些素材所构成的体系、结构、模式和规律，“明其理”，“得其法”，建立一个完整的语言理论的系统，发现其本身的内在规律，力求科学地阐明汉语的特点和演变的系统，系联其发展的历史，探明其发展演变之所以然。传统语文学的研究至此已不再作为经学的附庸而蔚为大观，进入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现代语言学新阶段，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的一门独立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