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文字的起源是中国文明诞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最重要的判定标志。因此中国文字起源问题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语言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等许多学科的专家都十分关注中国文字起源问题。 自从1899年发现了比周代金文更早的殷墟甲骨文之后，探讨中国文字起源的问题便逐渐形成了热潮。随着上一世纪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学术界都把殷商之前文字发现的希望寄托在考古出土的文物上。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出土考古新资料层出不穷，例如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临潼姜寨遗址、青海民和马厂遗址、乐都柳湾遗址、上海淞泽遗址、马桥遗址、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以及近些年考古发现的河南贾湖遗址、湖北宜昌杨家湾遗址、清水滩遗址、安徽蚌埠双墩遗址等等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往往刻画或绘制着各种刻划符号或图形符号。随着这种刻划符号或图形的出土问世越来越多，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符号或图形进行不同的解读和认识，于是中国文字起源的方式和时代便有各种不同的看法，针对新石器时代陶器及其他器物上出现的绘制的图案、图画及刻划符号，学术界便形成了汉字起源于图画图案及其刻划符号两种不同的说法，而这些观点的不同主要来自于对中国文字起源产生途径的看法不同。在今天看来，需要做些认真的检讨和回顾。 根据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刻划符号表现形式和内容的不同，我们认为可分为三类：一是以西安半坡、姜寨等遗址为代表仰韶文化时期的多为几何形的抽象陶器刻划符号；二是以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为代表的大汶口晚期陶尊口沿上象形性的刻划符号；三是以山东邹平丁公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时期组词成句的陶器刻划符号。对这些不同类型的陶器刻划符号学术界各有不同的看法。 其一，仰韶文化半坡姜寨类陶器刻划符号。 目前所见有陕西西安半坡、姜寨、甘肃秦安大地湾、青海乐都等遗址，对这些刻划符号目前大致有三种不同看法。（1）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郭沫若根据仰韶文化半坡遗址的陶器符号，认为这些符号虽“意义未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花押或者族徽之类”，“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其年代“距今6 000年左右”，并认为“中国文字的起源应当归纳为指事与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应当发生于象形系统之前”[1]。这种说法是他在1959年为西安半坡博物馆题词所说“陶器破片上见有刻纹，其为文字殆无可疑”的进一步发展[2]5。后来于省吾也肯定了此说，并对半坡遗址的一些陶器符号做了释读，有五、七、十、二十、示、玉、矛、艹、阜等字，认为这些符号陶文是文字起源阶段的简单文字[3]。台湾学者李孝定从上世纪50年代末也认为从史前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可以探索汉字的起源[4]。其后同意此说的学者有郑德坤[5]、陈炜湛[6]、陈昭容[7]、王志俊[8]、杨建芳[9]、张光裕[10]等。 （2）认为仰韶文化半坡、姜寨等遗址陶器刻划符号不是文字，而只是有意义的符号或记号。但细绎其说，又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说法。高明把陶器刻划符号分为陶符与陶文，认为不仅仰韶、崧泽、良渚、龙山、马家窑等新石器时期晚期等文化遗址的陶符而不是陶文，而且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遗址（笔者按：应为夏文化遗址）、郑州南关外、二里岗、上海马桥第四文化层等商代遗址以至于侯马东周遗址的陶符都不是文字，而只是随意刻划符号[11]。支持此说或与此说相近的有严文明[12]、汪宁生[13]以及美籍学者吉德玮[14]。这些学者之所以认为这些陶器刻划符号不是文字，是因这些学者认为文字产生的途径是图画或象形而不是抽象的几何形符号。而裘锡圭认为仰韶文化陶器刻划符号是记号而非文字；虽非文字，但其中有的符号如原始社会末期一些记数符号就进入汉字系统而成为数字。[15] （3）饶宗颐认为仰韶文化半坡姜寨遗址的陶器刻划符号虽与汉字无关，但是应是“古代中国境内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使用的一种表意记号”；并以为西亚古闪族与西戎通商，采用其陶符制成了其中一些的字母。[16]119-134 其二，大汶口文化陵阳河类陶器符号。 对上世纪70年代山东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尊口沿上象形性的刻划符号，多数学者认为就是早期文字。这种说法主要是以文字起源于图画而立论的，唐兰于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古文字学导论》中就明确提出中国文字起源于图画，并指出辛店时期陶瓮上的马、犬、鸟、车轮等图形就是早期的象形文字，并认为夏初已有历史记载，是文字产生后才产生的[17]77-81。后来在大汶口文化陵阳河等遗址发现了陶尊上刻划陶文，唐兰认为这些陶文是早期文字，将5件陶尊上的刻划符号分别释为“炅”、“斤”、“戌”等字，认为陵阳河陶文与同为大汶口文化区域的宁阳堡头朱绘陶符中三个“炅”字，出于两地而笔画结构相同，表明这种文字已经规格化；唐氏还根据这些陶文认为早期文字产生距今有6 000年左右[18]。后来同意大汶口文化陵阳河等遗址陶器象形符号为原始文字的有邵望平[19]、裘锡圭[15]、李学勤[20]、高明[11]、饶宗颐[16]38-39等学者。李学勤先生认为良渚文化8件玉器上刻划符号也是原始文字，有“岛”、“炅”、“封”、“燕（？）”、“（？）”、“目（？）”等，他还把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与良渚文化玉器刻划符号做了比较后，认为这些都是原始文字[21]。不过裘锡圭后来改变了看法，认为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符号包括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很可能都不是文字”。[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