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修辞学中，隐喻（metaphor）和转喻（metonymy）①作为两种重要的修辞手法，一直是研究的焦点，而提喻（synecdoche）则鲜被提及，尤其是在汉语修辞学研究中，未见有明确正名之举。近年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隐喻的研究占据了显赫地位，转喻也成了研究热点，它们被视作是人类最基本的认知操作之一，“是人们对抽象概念认识和表达的强有力工具，不仅是语言的，更重要的是认知的、概念的”（赵艳芳2001：96）。然而，在认知语言学研究中，提喻依旧遭到冷落，偶有提及，也只是作为转喻的一个下属分支。那么，提喻和转喻之间究竟是不是纯粹的从属关系？它们的认知基础是不是完全一样？有没有必要从认知方式上将提喻从转喻中独立出来并进行研究？本文拟突破修辞学和认知语言学对提喻的普遍看法，从认知语义学的角度重新审视提喻和转喻的关系，并依据新的认知体系重新定位提喻、转喻和隐喻。 2 修辞学中的转喻及分类 传统观点认为，转喻是用某事物的名称代替相邻近事物名称的修辞手段。例如，陈望道（2008：65）把转喻定义为“所说事物纵然同其他事物没有类似点，假使中间还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时，作者也可借那关系事物的名称，来代替所说的事物。”②徐鹏（1996：90）认为，转喻指“不直接说出要说的人或事物的本来名称，而借用和该人或该事物密切相关的词去代替。”陈汝东（2004：216）则将转喻定义为“不直说事物的正式名称或全部名称，而用与之相关的名称或特征、特点等代替的方法”。例如： （1）你读过莎士比亚吗？ 上例中，说话人用“莎士比亚”代替“莎士比亚的作品”，其中，喻体（替代物）为“莎士比亚”，本体（被替代物）为“莎士比亚的作品”。转喻中的本体与喻体是基于人类认识和经验而密切相关的事物。 转喻研究一般都涉及到了分类问题。汉语修辞学中最常引用的转喻分类法源自陈望道（1979）。陈望道从代替与被代替者之间是否具有互代性出发，将转喻分成“旁借”和“对代”两大类，共八种方式。③陈望道（2008：65）认为旁借是“随伴事物和主干事物的关系……事实上是多用随伴事物代替主干事物；用主干事物代替随伴事物的，虽不是完全没有，却是不大有的。”例如： （2）马氏五常，白眉最良。（《三国志·蜀书·马良传》） 这里借人的特征“白眉”代人。如果我们用A表示喻体（多为随伴事物），B表示本体（多为主干事物），则陈望道认为的旁借可表示为：A→B，A、B通常不具有互代性，而对代中“这类借来代替本名的，尽是同文中所说事物相对待的事物的名称”（陈望道2008：69）。例如： （3）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 （4）几天不吃饭人就会瘦下来。 在例（3）中，“骨”代指人，以部分代全体；而在例（4）中“人”实指人的躯体，以全体代部分。因此，“部分”和“全体”可以互代。用上述表示方法，对代手法可以形象地表示为：A→B & B→A。 陈望道先生对于借代或转喻的分类很有原创性，但并不是无懈可击。笔者认为该分类法有两处不妥，首先本体与喻体之间并没有绝对的能否互代的界限。陈望道（2008：65）将借代或转喻分成“旁借”和“对代”源于大致的频率印象，有一定的主观性，而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大部分转喻是具有可逆性的，即“某一类转喻的转体和目标可以互相替换。这主要由认知突显决定。”（董成如2004）以“旁借”中的“事物和事物的特征或标记相代”为例，当特征较事物突显时，就产生特征代事物的转喻（如“白眉”代“人”）；但当交际者的注意力集中于事物时，就会产生事物代特征的转喻。例如： （5）小孩子就是小孩子。 第二个“小孩子”就是以人代替其特征（调皮，不听话等）。显然，陈望道认为事物和其特征通常不可互代而将其归入“旁借”是不恰当的。 其次，陈望道（2008：65—73）划分的八小类（见脚注3）转喻之间并没有绝对清晰的界限，有重复之嫌。不妨还以前面的句（2）为例，将“白眉”代“人”归入①“事物和事物的特征或标记相代”，但是我们是否也可以将其划分至⑤“部分和全体相代”呢？毕竟“白眉”也是人身体的一部分。又如陈望道（2008：68）在④“事物和事物的资料或工具相代”中有下例。 （6）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刘禹锡《陋室铭》） 这里的“丝竹”代指音乐。我们是否也可将其划至第（7）类“具体和抽象相代”呢？作者在该类中就援引如下一例： （7）平生最喜听长笛，裂石穿云何处吹。（陆游《黄鹤楼》） 陈望道指出，这里的“笛”代“笛声”是用具体代抽象。显然，例（6）和（7）用法相似却被归至不同的类别，有些模糊不清。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传统的修辞学对转喻的划分虽然具体，但较为繁琐，缺乏明确的分类标准，导致较多的重叠，使不同类别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变得模糊化，特别是掩盖了将本文所讨论的提喻与转喻在认知基础上的差异。为此，本文认为，应当找出转喻分类背后的内在机制，避免平行罗列带来的种种弊端。 3 认知语言学中的转喻及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