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类型学发展到今天，其任务已不再是根据单一的参项给语言分类，它以大规模、有代表性的语言样品库为基础，在跨语言比较的基础上发现语言的共性和差异，并企图解释这些共性和差异。从学科渊源来看，语言类型学与西海岸功能语言学联系最为密切，Croft索性称现代意义的语言类型学为“功能类型学路径”（functional-typological approach）[1：4]。语言类型学的任务是通过对世界诸语言的广泛取样发现（证明）人类语言的共性，并寻求解释。类型学寻求的解释通常是外部解释，如通过地域的、历史的以及人类学的因素解释有统计倾向性的语言共性[2]。现代意义的语言类型学发轫之初和形式主义语言学大有水火不相容之势[1：2，4-6]，后来证明它和包括形式主义语言学在内的各个语言学流派都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借鉴，语言类型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成果逐渐被纳入各语言学流派之中，各理论流派为语言类型学提供更多的研究参项和理论支撑①，不断拓宽语言类型学的研究领域并提升其理论高度[9]。 作为功能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以下简作SFL）与语言类型学同样可以相互借鉴、相互补充。事实上SFL路径下的语言类型学（系统功能类型学Systemic Functional Typology，以下简作SFT）作为SFL的一个很有前途的应用领域正在兴起，它的诞生以《语言类型学的功能视野》（Language Typology：A Functional Perspective）的出版为标志，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功能语言学者的注意。本文对SFT的渊源、特点和研究方法作一简介，对有待解决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更多的研究者关注这一研究领域，使其在理论和方法上更完善，从而反哺功能语言学及语言类型学研究。 1.SFL的类型学渊源 SFL与语言类型学的渊源涉及事实基础和理论渊源两个方面。 就事实基础而言，Halliday本人的语言学研究就是从汉语开始的。他的理论中有些思想直接生发于汉语事实。例如，Halliday关于关系过程的三分法直接来源于汉语的“是”字句、“有”字句和“在”字句；其作格分析模式则源于汉语小句中及物性系统和信息系统的描述[10：7]。有学者认为Halliday接近本族语者的汉语能力对他理论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11：304]。Halliday自己曾坦言，如果不懂汉语，他的理论模式会大不一样，汉语带给他不同于一般欧美学者的研究语言问题的视角[12]。据Caffarel等的介绍，上世纪50年代，Halliday和Jeffrey合作研究了包括汉语、俄语和英语在内各语言中的时、体系统[10：5]。当时Halliday还调查了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语言的37种语法特征，Halliday早期重要的研究之一是运用Firth的理论模式研究《元朝秘史》。Halliday相信口语更能反映语言建构现实的方式，并在1954年和1964年两度对澳洲土著语言进行田野调查（口语是这些语言唯一的存在形式）[12]。这些成果尽管有些没有发表，但至少说明从SFL理论建构之始Halliday就将跨语言的视野纳入自己的研究之中[10：5]。这样不但做到理论生发于语言事实，而且保证理论更具跨语言有效性。到目前为止，SFL用来描述英语的文献占多数，但我们不能将具体的语言描述与普遍语言理论混为一谈。不可否认的是，Halliday创立SFL理论的初衷之一就是帮助非本族语者分析和描述世界诸语言[11：305]。事实上自SFL创立以来，不断有学者将这一框架应用于描述世界诸语言[10：7]。 Caffarel等强调，必须澄清这样一种错误的观点，即认为系统功能语法理论是以英语为中心（anglocentric）的理论[10：6]。SFL作为一种普通语言学理论，不仅可以应用于描述英语，也可以用于描述世界很多其他的语言。另一方面，在运用SFL理论描述一种具体语言的时候，必须以该语言为中心。为了能够显现某一特定语言的特性，必须对这一语言作多方面的描述，必须单独审视这种语言而不应该将它看作拉丁语、英语或其他通用语言的变异，即描述英语时应该以英语为中心，描述汉语时必须以汉语为中心，等等[10：7-8]。Halliday曾在一次公开演讲（2004年3月5日，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中指出，他不赞成用English Linguistics或Chinese Linguistics之类的术语，因为这样容易引起误解。他说，如果某一语言学只适用于描述英语或汉语，那就不能称其为语言学，道理就像如果中医只能治中国人的病，那就不能算是一门科学。 就理论渊源而言，用Halliday自己的话说，SFL是“相当兼收并蓄的”（fairly mixed）[12]。Malinowski、Firth、布拉格学派、Whorf以及中国的罗常培和王力对SFL理论的形成都有重要影响[13：12，186-191]。Malinowski在人类学上的建树主要基于他对太平洋岛屿部落的田野调查，他发现了语境对理解话语的重要意义，这对Halliday语境理论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在此基础上Halliday进一步探讨语境因素如何影响语言系统的选择，发现了三个语境变量和三个纯理功能之间的关系。Firth和他的同事在上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所作的有关非英语语言的研究直接成为其音律理论及其系统理论和功能理论的基础。Firth非常注意印欧语系以外的语言，特别是印度和南亚诸语言，强调必须重视普通语言学理论的跨语言有效性[10：6]。Halliday对俄国语言学派有所了解，读了Marr语言学派的一些著述，以及布拉格学派关于民族语言的发展、语言政策和标准语发展的论述；此外他还涉猎了斯拉夫语言学派在文学语言和民族语言方面的研究[12]。 1948年，Halliday在北京大学跟随罗常培学习历史比较语言学和汉藏语言研究。1949年他在王力的指导下进行方言学、语音学、音位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并参与了王力主持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方言调查。他明确表示自己的语言学研究是从方言研究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