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一般认为，与西语语法相比，汉语语法有两个最为重要的特点，一是汉语词类的多功能性，二是词组和句子构造上的一致性。事实上，对这两个特点的认识都与对动词限定性的看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参见朱德熙，1985) 1.1 关于动词的限定性 按照通行的英语语法书的解释，限定性是指对动词的一种语法描述，根据动词在表达时制、体貌、情态和一致等语法范畴时形态标记的有无，可将动词区分为限定动词(finite verbs)和非限定动词(non-finite verbs)。例如在英语中，限定动词在上述几个方面都体现出形式上的区分，而非限定动词则没有相应的形式区分： (1)a.I am/was walking. b.They are/were walking. c.I have/had walked. d.He has/had walked. 在(1)中，动词be和have在表达时制和一致等语法范畴时，表现出形式上的区分，是限定动词，而分词walking和walked则不随时态和人称的变化而变化，是非限定动词。 此外，两者的句法表现也不同：限定动词只能充当谓语，非限定动词可以充当主语、宾语和定语等其他句子成分。如： (2)a.He works in a factory. b.Working is a happy thing. c.He enjoys working. d.No talking during working time. 在(2)中，works和enjoys充当句子的谓语，work和talk的非限定形式则出现在句子的主语、宾语和定语的位置上。 1.2 有关汉语动词是否存在限定性的已有研究 由于汉语词类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在对待汉语动词是否存在限定性的问题上，不少学者持怀疑或否定的态度，如朱德熙(1985)、徐烈炯(1994)、黄衍(Huang，1994)和Hu et al.(2001)。其中，Hu et al.(2001)依据Stassen(1997)的“时制参数原则”(the tensedness parameter)和“形容词构码的时制普遍性原则”(the tensed universals of adjective encoding)①，提出汉语是一种非时制语言，因为汉语中既没有动词形态用以表现时制范畴，也无法从动词本身看出过去和非过去时间的区别，而且，汉语中形容词可以充当谓语。这就从理论层面上否定了汉语动词存在限定性的可能。 另一种观点认为，动词限定性普遍存在于各种语言中，所不同的只是区分的方式。例如，Huang(1982)认为，汉语尽管缺乏时制(T)和呼应(Agr)的系统性标记，但可以根据能否带情态助动词(如“会”)等方法将汉语的句子区分为限定句和非限定句。Li(1985、1990)指出，时制是区别限定子句和非限定子句的关键，只有那些成为时制标记的情态动词，如“会”和“要”等，才可以作为限定/非限定的判断标记，这些时制标记可以自由出现在限定子句中，但不可以自由出现在非限定子句中。其他比较有代表性的区分标准还有“空主语和PRO”、“相同限定小句条件”和“‘V不V’问句”等(参见汤廷池，2000)。 1.3 以往研究存在的问题 认为汉语是非时制语言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形容词构码的时制普遍性原则”，但是，该原则是否完全适用于汉语可能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察。因为汉语中的形容词不仅有动词性的，可以充当谓语，同时也有名词性的，可以充当主语和宾语(张斌、胡裕树，1989)，如“干净很重要”“发泄愤怒”等。 坚持汉语中存在限定动词与非限定动词区分的学者，一般只是通过从语言系统内部找出一些鉴别方法(如情态助动词、时体标记和否定标记等)来加以论证。不过，这些鉴别标准还不是系统的理论推导，多数是离散的证据。 从汉语研究的实际来看，汉语语法分析中的一些“老大难”问题，如词类划分，以及“连动式”“兼语式”和“NP的VP”等“特殊结构”，往往与对动词限定性的认识有关。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思考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杨亦鸣等(1994)、沈家煊(1999)、程工(1999)、宋玉柱(2000)、邢欣(2004)和高增霞(2005)等。其中一些学者也提出了汉语动词可能存在限定与非限定的区分，但系统而深入的理论探讨目前尚未见到。 1.4 本文的观点及研究方法 现代语言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是，理论只能由理论推翻，个别反例不能推翻理论。因此，理论上可以预测到的结果必然是最具说服力的。本文将引入最简方案的思想，运用“动词混合形态理论”(mixed verbal morphology)和“I域功能投射普遍等级假设”(a universal hierarchy of functional projections in the I-domain)，证明汉语动词的限定性是一种句法必然，其存在反映了普遍语法的内在要求。生成语法的一个基本理念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