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汉语史的分期 “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属于断代词汇研究的范畴，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是断代的研究，那么首先要涉及汉语史的分期问题。汉语的历史悠久，整个汉语史的深入研究应该建立在分阶段、断代研究的基础之上，因而汉语史的分期就是首先需要面对并解决的问题。划定了分期，历史的发展线索会更加分明，时代特征会更加突出，否则言必上下几千年，是不利于我们作深入的探索的。 汉语史的分期，不同于中国历史的分期，它取决于汉语自身发展变化的阶段性。一种语言的发展变化和改朝换代不同，它不可能是一个突变的过程，而只能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汉语演变发展的过程及阶段，由于语音、语法、词汇诸因素发展演变的快慢有异，学者们所站的立场，偏重的材料不同，所以对于分期出现不同的意见是十分正常的。 吕叔湘先生是从“文体”上着眼进行分期的。他在《近代汉语指代词·序》中指出：“一种语言在某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就可以把这以前和这以后分为两个时期。可是语言的演变只有通过书面记录才得以观察，而这又必然要受到用以记录语言的文字的影响。……以口语为主体的‘白话’篇章，如敦煌文献和禅宗语录，却要到晚唐五代才开始出现，并且一直要到不久之前才取代‘文言’的书面汉语的地位。根据这个情况，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为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是比较合适的。”[1]1 王力先生不主张从文体着眼进行汉语史的分期，他在《汉语史稿》说：“关于语言的历史分期，一般人容易倾向于以文体的转变为标准。……我们认为这个原则是错误的。文体的转变不等于全民语言的转变。这上头不表现语言从旧质到新质的过渡。当语言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的时候，文体可能先变。”[2]33-34因此，王力的汉语史分期主要是从汉语语法、语音变化角度着眼的。 王力将汉语史分为以下四个时期：公元三世纪以前（五胡乱华以前）为上古期（三、四世纪为过渡阶段）、公元四世纪到十二世纪（南宋前半）为中古期（十二、十三世纪为过渡阶段）、公元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为近代（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为过渡阶段）、二十世纪（五四运动以后）为现代。分期的依据是：上古时期（1）判断句一般不用系词；（2）在疑问句里，代词宾语放在动词前面；（3）入声有两类（其中一类到后代变了去声），等等。中古汉语（1）在口语的判断句中系词成为必需的句子成分；（2）处置式的产生；（3）完整的“被”字式被动句的普遍应用；（4）形尾“了”“着”的产生；（5）去声字的产生，等等。近代汉语（1）全浊声母在北方话里的消失；（2）－m尾韵在北方话里的消失；（3）入声在北方话里的消失，等等。现代汉语（1）适当地吸收西洋语法；（2）大量地增加复音词，等等。[2]35王力这一分期最大的障碍是只考虑到了语法和语音方面的依据（近代汉语阶段仅有语音依据），而没有词汇（或者是基本词汇）方面的依据。其后，潘允中先生的《汉语语法史概要》、向熹先生的《简明汉语史》都采用了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四分的汉语史分期法。[3] “中古汉语”的概念虽然早已提出，但具体所指（时间跨度、上下限）并不尽相同。时间经过半个世纪，汉语各个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因此，再来讨论汉语史的分期问题，就多了一些依据。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中古汉语”指东汉魏晋南北朝隋时期的汉语。日本太田辰夫说：“‘中古’一词，中国多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但从语言史的角度看，晚唐时代白话的萌芽和形成十分突出，唐代应属‘近代汉语’时期，因此……‘中古’，不包括唐代在内。隋代历时很短，故不另加考虑。”[4] 更有不少学者，在总结前人意见的基础上，分别从语音、语法、词汇诸方面的演变状况出发，提出了汉语史分期的看法。 张渭毅《中古音分期综述》认为：中古音是中古汉语的组成部分。相对于中古汉语语法和词汇而言，中古音研究的历史更为悠久，成果也更为丰硕。因此，中古音展示的中古汉语的发展脉络，比语法和词汇的更清晰、更有条理。中古汉语的分期，建立在中古汉语语音、语法和词汇分期的基础之上。解决中古音分期的问题，是解决中古汉语分期问题的一个前提。他在列举、分析了28家18种分期意见后说：所谓中古音，指魏晋南北朝隋初唐中唐时期（3－9世纪）的汉语语音。[5] 魏培泉《东汉魏晋南北朝在语法史上的地位》指出：“要决定东汉魏晋南北朝在语法史上的地位，目前较可行的办法恐怕还是选定一组具有分期意义的语法特征，并依其有无多寡来断定各时期在语法史上的地位（即视各时期在这些特征上的异同来决定其归属）”，然后作者从汉语史的两个端点，制成表四，以先秦汉语语法特征（16项）来比较各阶段的异同，制作表五，以现代汉语语法特征（17项）来比较各阶段的异同。他得出结论是：“我们宁可把东汉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的汉语称为中古汉语，也不愿把它视为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间的过渡阶段，因为它历时有五百多年，而且维持一套独特的语法特征时间也是相当长的。根据上文所述，西汉视为过渡阶段还有道理些。”[6] 柳士镇《试论中古语法的历史地位》从东汉至隋六百年间各类载籍中分剥出具有口语色彩的语料中，分别概括出这一时期词法、句法的一些演变规律，认为：“中古语法的发展确实为唐宋语法的演变提供了厚实的基础，许多后世流行的语法现象正是从此期开始萌芽发生的，据此，我们更不当低估中古语法的历史地位。此期语法发展的种种事实提示我们，中古时期应是汉语语法自上古向近代转变的枢纽，它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因而在汉语语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