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语言学其实就是语言学，是以演化论为基础的语言学。自从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1859年的书出版后，这150年间生命科学有多次革命性的进展。人的DNA这本天书我们已经开始阅读了。演化论里有许多思想、许多方法，都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当然影响不会都是单方向的。演化论这100多年的进展是建立在生物界里。而语言的演化却是双重的——它是一种生物功能，也是一种社交行为。我相信研究这样双重的演化，一定会替演化论提出新的刺激、挑战，产生一些对演化理论的新看法。 1.缘起 语言是一种由两股演化力量塑造的行为，一是生物的，二是社会的。虽然人类语言可能几十万年前就涌现了，系统性地研究它的演化却是随着演化论的发展才开始，而演化论始于达尔文及孟德尔（Mendel）的辉煌作品，后继又有诸多学科的重大发现，尤其是人类学、生物学和心理学，这些研究都受惠于最近在统计学与计算机科学上所发展出来的强大方法。 近几年来，语言演化的研究因为一系列成功的国际跨学科研讨会而变得更有架构，这些会议名为EVOLANG，每两年一次。第一届于1996年在爱丁堡举行，最近一次（EVOLANG-8）刚在乌特勒支（Utrecht）闭幕。下一届会议EVOLANG-9预计于2012年在京都召开。 《科学》（Science）杂志为EVOLANG一8专门采写了报道（Balter 2010），文章着眼于演化语言学里一个有趣的问题：人类早期的语言比较依靠手势，还是靠发声？当然，没有人会否认，眼睛和耳朵这两种沟通模式都很重要。此外，近来关于灵长类和鸟类沟通的实验，都增进了我们对上述问题的认识。人类的语言也是生物界的一种沟通方式，研究其他动物的沟通一定能对了解语言的本质有所启发。 语言演化随着不同的规模进行。若干年前思索此一问题时，我曾提过三个尺度：宏观史（macrohistory）、中观史（mesohistory）与微观史（microhistory）（Wang 1978）。当研究人员探索黑猩猩的手势和鸟的歌声如何关乎语言涌现时，就如Balter（2010）的文章所探讨的，他们从事的是宏观史的研究——人类如何从“没有语言”过渡到“有语言”。这个领域所获得的答案，会为语言学界提供人类早期产生语言的条件，相当于宇宙论里的“大爆炸”（big bang）理论。 探索语言如何随着世纪更替，受到纵向或横向传递的影响而改变的这种研究，可称作是中观史的研究。这是传统历史语言学和类型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主要基于比较法和构拟法。由于汉语语言学涉及的文本年代悠久，而且触及众多语言和方言，因此它所能做的贡献必定相当可观。微观史研究所探讨的，是我们直接能取得一手资料的课题，因为语料来自活生生的说话者，也许是早期牙牙学语的婴儿，或是口音浓重的外语学习者，甚至是不同社群、不同年龄层的人所显现的正在进行中的音变。沈钟伟（1997）用先进的统计法分析不同年龄的人怎样说上海话来研究音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研究最近得到计算机科学家Niyogi（2006）的肯定。 我们势必会期待，这三个尺度彼此关系紧密。例如，现场说话者所提供的直接语料，让我们有难得的机会一窥过往。语音学家一直在努力研究声带的动态构造，以便从发声的程序来解释，为何有些音变会在世界各地一再复发。目前，脑成像的工具已经越来越唾手可得，希望我们很快就能更深一层理解语言基本的心理程序，包括它所涉及的记忆和演算能力。具备了这样实证基础的生物现实，就能把语言学往前推进一大步，避免几十年来困扰着语言学界的那些无谓的句法分析争议，尽早跳出走火入魔的研究方式。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深思这三个尺度如何彼此息息相关，最后才能将它们集大成，对人类语言的发展提出连贯一致的合理解释。 2.语言学的萌芽 我撰写此文意在从汉语的角度出发，粗略描绘出演化语言学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演化语言学的萌芽可远溯及古代哲人。希腊的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8一-348年）和中国的荀子（约公元前312—230年），都意识到词汇的音与义之间的人为联系，全靠规约惯例（conventionalization）才能搭在一起（Wang 1989; Yu 2009）。荀子说这叫“约定俗成”。中国宋朝时有位学者已经为文论述实词与虚词的重要的差异。 字之指归又有虚实，虚字则但当论字义，实字则当论所指之实。（陆九渊《与朱元晦书》）之后，元朝的学者也发表了高见，虚词都是由实词经历虚化（grammaticalization）的过程演变而来（郑奠、麦梅翘1972；Sun 1996）。 今之虚字皆古之实字。（周伯琦《六书证伪》）可惜，这些早期的真知灼见并未能形成一股研究风气，中国的语法研究一直到20世纪才开始有系统地开展。 语音的系统性研究，特别是研究《诗经》里押韵的字，始于明末的陈第（1541－1617），他以下面这段著名的话，提出字无时无刻无处不在演变： 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毛诗古音考·序》） 与语法研究的命运完全相反，陈第的创见到了清朝，在杰出的文字学家手中，的确发展为一股研究风潮，这些学者为我们奠定了基础，让今人得以了解汉语三千年来的语音变迁。汉语的传统虽比william Jones（1746－1794）的印欧语研究起头要早，却总受限于研究焦点的狭隘，只着眼于一种语言，而西方语言学比起来研究范畴广得多，尤其是受人类学影响，注重田野调查，探索了许多从未发展出文字的语言。 Jones之后的一世纪可谓印欧语研究的极盛时期，语言学家发现了语言间的亲属关系，也从事了历史构拟，这些研究主要受惠于比较法。这种方法可以运用在许多学科上，特别是解剖学和动物学。其基本创见在于，借由比较现代生物之间相互对应的特征，我们得以推论这些生物远古祖先的模样，并推知从祖先到现在的后代子孙之间历经了哪些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