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迁与中国对外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作 者:

作者简介:
丁柏铨(1947-),男,江苏无锡市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新闻理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原文出处: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对外传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经历了曲折。本文探讨了对外传播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与时代变迁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从“对外宣传”与“对外传播”概念之辨、统筹“国内大局”与“国际大局”、国内重大负面事件与对外首发报道、中外意识形态差异与对外传播策略等四个方面,进行了理论阐述。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11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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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1)04-0096-08

      对外传播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进行对外传播,媒介和途径可以多种多样,而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通过大众传媒所进行的新闻传播。这种传播,能使对外传播日常化、即时化、普及化。要让世界充分了解中国,必有赖于中国的大众传媒进行符合新闻传播规律的、能取得良好成效的对外传播。本文将对新中国成立后对外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进行历史考察,以探索其中的得失和呈现的规律。

      考察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对外传播事业,我们可以将它的发展历程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至“文革”前。中国对外传播事业经历了从起步到初具规模的过程。

      建国后的最初7年,是巩固新生政权的关键时期。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百废待兴,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就国内的情况而言,新生政权和全体人民面临着三大任务:恢复和发展经济;打击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反抗以稳定国家、社会;按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在诸多方面实行相应改造。与此同时,还必须直面并应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至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之时,经济社会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由阶级矛盾转变为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已经成为全党共识。

      这一时期的对外传播,同样充满生机和活力。进行对外新闻传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称为对外宣传),有利于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有利于国际社会消除对中国的误解,也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上获得同情和支持。正因为如此,国家对对外传播十分重视,佐证之一是:尽管当时的财力十分有限,但还是有一批以报道中国为主旨的刊物得以相继问世,如《人民画报》、《人民中国报道》(英文版)、《中国建设》(英文版,即后来的《今日中国》)和《人民中国》(英文版)等。

      关于新中国的对外传播,党的中央领导人提出了相应的思想。1955年,毛泽东就新华社对外宣传工作中的不足提出了批评。他说:新华社“驻外记者派得太少,没有自己的消息,有,也太少”,“应该大发展,尽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记者,发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①“把地球管起来”是一种很有气魄也很形象的说法。其要点有三:(1)新华社应该有更多的驻外记者;(2)要有比较多的咱们自己发出的消息;(3)要让全世界都能听到中国的声音。第三个要点,与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所发表的主题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著名讲话的精神相贯通。既然已经站起来了,那么就应该让世界听到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所发出的声音。毛泽东的上述这番话,充分体现了国家的生机和活力。

      1956年5、6月,刘少奇就新华社的新闻工作发表了如下意见:“新华社的新闻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同时必须是有立场的。和其他通讯社相比,尽管观点不一样,但是新闻报道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这就能在世界上建立威信。”②“观点不一样”,反映出立场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差别;但客观、真实、公正、全面则是世界各国受众对新闻的共同要求。刘少奇的以上观点是合乎新闻传播规律的,但是在1956年以后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的情势下,却不可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新闻工作指导思想。

      《中国建设》第一任社长金仲华,是新中国对外传播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在论及对外传播时说过:“稿件不能穿着干部服、穿军装出去。不能教训人,不能强加于人,更不能张牙舞爪,要使广大国外读者喜闻乐见。”③这是一位对外传播实践家所作的思考,不乏真知灼见。稿件着什么装,事关广大国外读者接受与否,确实是非同小可的问题。他还提出:“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不同对象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新闻报道的方式,要有高度的报道技巧——要稳,要灵活,要避免主观。”④采用何种报道方式,要视具体对象即受众的情况而定,不应是让外国受众来适应我国传播者,而应是我国传播者去适应外国受众。这实际上包含了以受众为本位的意味。

      从1956年党的八大后至1966年“文革”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建设在各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可谓蒸蒸日上。与此同时,党的指导思想在“左”的方向上不断发展,日趋严重。国际上匈牙利事件的发生,使党的高层领导由对国际形势的误判而导致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背离了党的八大所作出的正确判断。火药味十足的“反右”、“反右倾”等运动和斗争,极具“左”的色彩;带有正面倡导并强力推行性质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经实践证明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对经济建设的负面影响日见其深。

      与国家蒸蒸日上的大势相吻合,这段时间的对外传播明显得到加强,其标志是英文新闻周刊《北京周报》于1958年创刊,增加了对外传播过程中新闻信息的直接抵达国和覆盖面,对于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大有裨益。与苏共的公开论战,在这一时期的对外传播中占了很大比重。正如邓小平20世纪80年代指出的那样:经过20多年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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