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1)06-0037-07 几乎与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同时，德国社会理论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提出了“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理论，此后的二十年中，如贝克所预言的，现代社会的偶然性、矛盾性、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疯牛病、SARS、“9·11”事件、伊拉克战争、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2011年中东政治动荡以及日本海啸引发的核泄漏危机，使得“风险社会”日渐成为全球共识，恐惧、焦虑、不信任成为普遍社会心态。 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但是唯有在现代性意义上才有所谓的“社会风险”——也就是社会原因造成的风险、以及带来社会性影响的风险。与传统的风险相比，目前的风险主要来自于人的决策和选择，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包括两大类，一是“实存性风险”(real risks)，主要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生态的和技术的风险；一是“建构性风险”(constructive risks)，主要体现为心态的、舆论的、文化的以及意识形态的风险。承认风险的可建构性，有利于从政治角度理解现代风险的复杂本性——风险如何存在、如何被感知、如何被概念化、如何被定义、如何被传播、如何被合法化、以及如何被制度化。伴随着风险社会的，是媒介控制、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权力的大转移与再分配。更为重要的是，承认风险的可建构性，有利于理解大众传媒在风险社会中的多张面孔：传媒参与了风险的建构或形塑，传媒自身也是各种界定风险的权力力量的角斗场，传媒甚至还是最危险的“风险放大器”。贝克指出：“毫无疑问，大众传媒事关选择和操纵……像金融系统一样既具有全球性、又能实时运作的唯一一种制度就是大众传媒。”①英国学者尼克·史蒂文森(Nick Stevenson)亦强调说，传媒能制造出全球化的“信息螺旋”，在这个螺旋中，相关的事件自动集合成一个冲量，可能导致无心插柳的结果和无法预测的结局。②目前的结构性悖论是，一方面信息系统越来越合理化，反应速度更快，覆盖面更广，影响力更强；而另一方面，信息螺旋也越来越无法控制，传媒时常加强了而不是消解了社会的混乱与无序。 总体而言，在风险社会语境下，基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理念亟需重新审视，传媒与政府的责任边界亦需重新梳理。 失败的传媒 传媒批判学派的理论家们曾经提出，“传播体系的最高理想是成为一个开放、多样且容易近用的公共文化空间。”这个从公民角度出发的理想传媒体系主要包含两个功能：第一，传媒应该为人们提供资讯、忠告和分析，以便使人们了解自身的权利并且努力去实践；第二，传媒应该尽可能提供各个领域(包含政治选择在内)的资讯，使得人们能够提出异议与替代方案。③但是，风险社会中的传媒实际却与之相去甚远。 首先，传媒对于风险的预警功能受到质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的财经媒体遭到指责，说它们未能及时发现全球金融危机，未能警告毫无戒心的民众大难降至，属于玩忽职守、心不在焉。2009年5月，英国《金融时报》总编辑莱昂内尔·巴贝尔(Lionel Barber)发表文章：《财经媒体为何未能预警金融危机？》，解释说，“这场金融危机起初只是些技术性极强的新闻，几个月后才成为主流。其发源地在于信贷市场，而多数新闻机构将这一领域的报道视为死水区。工作在这个所谓的‘影子银行体系’的记者大多很难引起上级的兴趣。拥有版面控制权的上级更感兴趣的，是传播房地产价格上涨或经济增长等‘好消息’。信贷衍生品报道的第二个相关问题是，这些新闻发生在场外交易市场，信息披露和日常新闻都很少。因此，记者必然会——现在依然如此——更喜欢跟踪报道像上市公司收益这样透明度较高的新闻。然而，重大创新和巨额资金流动都出现在信贷市场。”巴贝尔还指出：“除了少数特例，记者们未能认识到抵押贷款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所享有的政府担保所造成的风险。记者们很难去攻击让更多美国人拥有自己住房的理想……”④概括而言，传媒存在盲区，一些复杂的“深水”地区超出了记者们的理解范畴，同时，记者们趋于迎合上级兴趣和大众梦想，正是这样的“传媒文化”，使以“专业性”著称的西方财经媒体没能及时预警风险。类似的情形也出现于日本福岛核泄漏危机之后，有识之士指出，多年以来日本传媒并未质疑过日本核电站的安全性，这固然是不愿在一个充满核伤痛的国家里挑战大众的核梦想，但是对于传媒应该具有的“守望者”身份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职。 其次，传媒对于风险的分析功能不能胜任。在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里，大众需要在传媒上看到分析和解释。但是在“中立、客观、全面”的“新闻专业主义”旗帜下，传媒所做的只是提供各种各样的“专家解释”，林林总总的“专家意见”代替了传媒自身的意见，而专家之间互不认同，专家后面或许还有资本和权力的暗箱操作，专家意见的矛盾性使大众异常迷惑、无所适从，这大大削弱了传媒对风险的分析功能。比如，在金融危机问题上，美国著名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Allen Posner)指出，的确有一些传媒和专家预警了风险，只不过由于信噪比过低，这些文章被淹没于文章和专家的汪洋大海。⑤从更深的层次说，传媒与专家的“联手”未尝不是传媒规避风险的一种策略，一方面传媒借专家来进行“平衡报道”，一方面如果出现问题，传媒可以将专家作为“替罪羊”，有问题的永远是专家，没问题的永远是媒体，这种左右逢源的做法本身也属于贝克所说的“有组织地不负责任”(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