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科建制发展的两难境地

作 者:

作者简介:
胡翼青,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融合应用实验室研究员,副教授,博士

原文出处:
当代传播

内容提要:

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关闭,以及美国传播学理论创新的枯竭和学术水平的低下,使传播学的学科发展陷入了困局。在施拉姆的推动下,以控制为核心内涵,以效果研究为主要领域,以实证研究为主要方法,以个体主义(形式主义)为主要框架,以服务于主流利益团体为价值立场的传播研究范式是美国传播学学科建制的主要特征,这种学科建制理论繁殖力有限,也比较容易受到意识形态转型的影响。而强调反学科建制与纯粹学术的批判学派又无法得到社会的支持。与施拉姆和美国传播学相比,批判学派提出了有利于学科认知层面发展的诸多理论,但在学科的社会层面却很难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因此很难撼动和改良目前以实证主义为主导的美国传播学。但在中国当下的传播学领域,学者们并非无能为力,研究则可以先从批判旧有僵化的学科结构开始。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11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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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22(2011)03-0004-4

      2002年6月,斯图亚特·霍尔无比悲伤地在他80多岁高龄时亲眼目睹了文化研究的麦加——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被校方关闭。后者的理由是该专业在学校的综合排名靠后,为了学校的健康发展要被末位淘汰。文化研究真是反思当代传播学科建制的一个绝好窗口,它与美国施拉姆以来的传播学科建制恰好代表着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强调传播研究的学术化,后者则强调传播研究的世俗合法性;前者力图消解专业意识形态,而后者则强调专业意识形态;前者在学科建制的型构上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但后者在取得了暂时的成功和辉煌后止步不前。从表面上看,两者完全不同,但似乎最后都陷入了困局。这种现象该如何解释,确实令人挠头。传播学是否可以成为一门学科,一门同时在建制意义上和学术意义上都能成立的学科?

      一、美国传播学科建制的得失

      到了20世纪80年代,施拉姆似乎仍然为传播学科的发展感到忧心忡忡。他认为:“传播学仍旧没有发展出一个系统的中心理论,让传播研究者可以围绕这个中心来思考、来组织、来建立一门成熟完备的学问。”①步入生命中最后时光的他,可能已经意识到美国传播学科经过30年的发展,仍然远没有达到他预期的设想,而且正因为缺乏理论创新而步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这说明,一个学科是否成立或成熟,不能仅仅取决于是否有人为其制定了一个精巧的框架,是否有人愿意资助这个学科的项目研究。尽管各种资源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但理论创新的枯竭和学术水平的低下同样会危及整个学科生存的合法性。

      在包括施拉姆在内的许多人看来,学科大致就是指有着大体相似的研究兴趣的一群学者在各种研究机构发展出一套体系性的研究成果,通过高等教育的专门化训练手段,不断进行知识的再生产。然而,学科远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它似乎是一种两重性的构造:

      在社会的层面,它是一种专业意识形态的构造,核心的游戏规则是权力。学科一词就其字面含义来说,就不单是知识论层面的问题,它还有一重社会层面的权力规训的含义。“跟其他过去的知识生产方式比较,学科规训制度是一种高度制度化的形式。在这种层级界限森严的运作前提下,学科制度其实是社会控制和轨调方式的一部分。”②通过围绕权力的运作,学科与资源、社会结构和各种意识形态发生关系,也因之可以确定和封闭学科的边界,确保本知识共同体的利益不受挑战。这种划界主要体现为确定哪些是本学科主要的方法与理论而哪些则不是。

      另一方面,学科也是一种认识论层面的构造,“称一个研究范围为一门‘学科’,即是说它并非只是依赖教条而立,其权威性并非源自一人或一派,而是基于普遍接受的方法和真理。”③由于学科的生长必须基于知识的再生产,所以核心的游戏规则是学术创新。只有在基础理论上的不断突破,本知识共同体才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并获得自己的话语权和学科地位。

      所谓二重性,不同于相对的二元对立。因此,学科结构中的两个方面势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不可分割,也常常充满矛盾。正如伍静所说的那样:“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在的知识,二是外在的制度。前者更多地属于认知层面,后者更多地属于社会层面。当然则倾向于知识本身,因此有一点知与行关系的味道。另一方面,学科的社会层面更倾向于保护现状,更具保守的气质,而其认知层面则更具革新的气质。如果设计得合理,兼顾二者的平衡关系,那么两者可能是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学科发展的,但如果在设计上有所偏差,两者就可能是相互矛盾的。”④

      学科二重性结构最明显的冲突体现在学科边界是否应当关闭这一问题上。学科边界如果不能关闭,就会影响本学术共同体的利益。“当建立界限是保护某学科时,边界就标志着所有者的领土,外人不得擅入,以便跟其他学科划清界线。”⑤比如,如果传播只是一个研究领域而非一个学科,那么传播领域中的资源完全可以被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甚至文学研究者瓜分,传播的专门研究者的利益就会受到影响。在这个问题上,20世纪90年代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新闻传播成为一级学科等问题上的努力争取就是一个明证。但是,只要学科的边界被关闭,学科的知识基础就会受到影响。因为,如果用割裂和专门化的手段来研究社会,就势必会出现认识论上的偏差,影响知识的积累与创新。正如曼海姆所说:“社会科学中普遍化积累的核心的先决条件是一种不断发展的通行的知识总体,这种知识总体在各种研究领域有其意义,也能应用于随后出现的新参考框架。如果在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传播、艺术和文学等领域中的主题被视为独立的和相互隔绝的,那么它们的连续性和进展就不能得到保证。”⑥学科的实践是一种封闭边界的专门化过程,它导致了学术领域的形态向纵深方向发展,但与此同时它却有意无意地割断了理论之间和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出于分析问题的需要,专业化框架将现实的各个方面割裂开来。”⑦其结果必然是导致其理论发展的空间越来越狭窄。如果一种社会科学理论想不断创新,它就必须不断突破自身的边界或重新定义本学科的边界。当传播学试图封闭自己的边界,成为一门向纵深发展的专门性学科时,它的理论积累与发展其实也就停滞了。而如果传播学在理论上的积累与发展停滞了,又势必会拖累学科的长远发展,甚至剥夺学科存在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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