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犹如投向英国社会的一颗炸弹，其爆炸所引发的冲击波已远远超出媒体圈，波及到了包括首相卡梅伦在内的众多重量级政治人物。在这次事件中，人们有诸多疑虑，以捍卫自由自居的英国媒体为什么反而成了侵犯民众隐私的罪犯？政治人物与默多克的新闻帝国究竟存在何种联系？这个事件对英国政坛的影响有多大？ 三条线索、三大挑战 近期的美国新闻集团在英国的子报《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事件”引发了各方的讨论。该事件本身贯穿着三条线索： 第一，党派之争。长期以来，默多克被称为“英国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默多克支持哪个党派，哪个党派就会胜出。默多克曾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结成联盟，连续三次在竞选中支持保守党，以及现任首相卡梅伦。虽然前任工党首相布莱尔和布朗的当选也得益于新闻集团的造势，但多数时候新闻集团下属报纸都力挺保守党，因此工党一直耿耿于怀。窃听事件曝光后，工党及反对默多克全资收购天空卫视的势力趁机呼吁，保持一个国家媒体多元化和相互监督的重要性，避免默多克集团滥用他们所占据的强势媒体地位，并希望借此事件将默多克挤出英国传媒市场。 第二，数字电视平台利益和安全之争。2008年英国开启下一代数字电视平台建设，而英国的天空卫视(BSkyB)是英国第一家卫星电视，在英国的影响力巨大。考虑到数字边疆和文化安全问题，英国数字产业并不希望外资过分染指乃至控制英国的数字文化产业。 第三，伦理之争。从《世界新闻报》最初涉嫌窃听被视作个案、个人行为，到一系列窃听丑闻被公布，到前首相布朗要求调查自己被窃听事件，到窃听失踪女孩米莉事件，新闻集团下属的媒体不断挑战着新闻伦理、社会伦理的底线，以至于从个案被妥协到引发众怒，这就为后来的英国朝野上下要求彻查窃听事件，阻止默多克收购天空电视台奠定了伦理和普通群众基础。 “窃听门”事件不断演进、延伸，凸显了三大挑战： 挑战人们对新闻基本功能的认识——传媒业究竟是信息的提供者，还是观点和意识的提供者？ 挑战媒介伦理底线——传媒业究竟是从前门把受众需要的信息送到门口供人们挑选使用，还是从后门把受众的信息偷走供别人娱乐和自己赚钱？ 挑战我们对西方新闻理念的认识——迄今我们所接受的西方新闻价值观和理念中，媒体和政府的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但纵观“窃听门”事件过程我们发现，英国政府和美国新闻集团英国公司彼此的关系如此之深，让我们有充分理由怀疑这个关系模式的界定。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看到，一个看似单纯的媒体收购事件，竟然广泛涉及到政府、产业、文化、伦理道德等方方面面，尤其是事件本身暴露出传媒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对研究者震动最大。要充分认识这个关系，还需要从历史和辩证的视野来看待和研究。 传媒业和政府的三大关系 历史上来看，贯穿西方传媒业和政府的关系有三个方面。 第一，宏观基本关系。用美国新闻史学家埃默里父子的话来说，“控制某一工业方法之一是先使它成为垄断企业，然后再要它的董事们对工业中存在的各种弊病负责”，“新闻出版事业是属于统治者”。从产业分类来说，传媒业兼跨第一和第二大部类，既有摄像机、编辑机等属于生产资料性的产业，也有关于围绕内容生产的采、写、编、评等服务业，从宏观上政府可以通过产业政策、法律和许可权力等对整个传媒业实施管理，这就决定了传媒业绝不可能独立于政府来行事，这就是传媒业和政府最基本的关系。 第二，微观细分关系。从微观角度来看传媒业与政府的关系，还体现在商业、资本和文化变迁上。 从商业和资本角度来看，西方传媒业的发展是伴随商业发展、资本扩张的进程开始而开始，发展而发展的。16世纪早期报业以传播商业信息为主，政治信息也是服务于商业的发展。早期资本自由贸易对于行情和信息的渴求催生了一些“搜集信息的机构”，这些人员被称为“采访者”和“报道者”，威尼斯和欧洲的一些商业城市先后出现了手抄报纸。但这样的手抄报纸并非单纯的商业信息，其中夹杂了一些地方政局稳定与否，战争进展情况的报道等政治信息，甚至还有针对宗教的批评性言论，这就直接触犯了政府和教皇并遭到限禁，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早期报业服务于商业的本质。 西方传媒业的发展同时也和资产阶级革命、西方社会文化的变迁同步进行，走过了一个从“消息化”到“政论化”到“报道化”的过程。 17、18世纪英法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报刊业发挥了一种反抗封建统治、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维护资本利益和资本主义秩序的宣传、鼓动和启蒙作用。在资本势力下，传媒也客串着监督政府和监督资本的“扒粪”作用。到了19、20世纪随着广播和电视的产生，报纸从“信息纸”变成了“观点纸”，广播和电视业演变成利益集团和政治集团的延伸。此时，传媒业已经彻底演变成为资产阶级舆论和扩张工具了。从19世纪末成立第一家报团史克利普斯-麦克雷报系(Scripps-Mcrae League of Newspaper)开始，逐渐形成了跨国、跨媒体、垄断的信息产业集团，隐含在记者被称为“第四等级”之后的，是传媒业构筑的庞大的隐形传媒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