汹涌的网络民意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以近期几起公共事件报道为例 白红义（复旦大学）/《新闻记者》，2011.6.8～11 虽然新闻专业主义在西方遭到了诸多批评和质疑，但是对当下的中国而言它仍然是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力量。不过从目前的实践情况来看，新闻专业主义尚未在中国真正扎根便遭到了巨大的挑战：在汹涌的网络民意下，记者对于客观、中立、平衡等价值的追求受到了极大的干扰。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一些社会思潮能够更加直接、快捷、深刻地影响到新闻生产的过程，其中以互联网为平台积聚而成的民粹主义情绪是目前影响新闻报道最重要的思潮之一。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当媒体和记者的报道体现出一定的倡导色彩，其新闻框架符合网友们的心理预期时，会获得网络舆论的赞扬；但当有些媒体和记者试图做出相对中立的报道尝试时，会立刻遭到网络舆论的抨击。 从表面上看，这种依托于新媒体技术的公众参与式新闻与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有些类似。但是，中国的公众参与式新闻却表现出强烈的自发性和主导性，先有预设立场，然后裁剪事实，甚至不乏过度想象，无法成为公共新闻运动中“公正的参与者”。 目前传统媒体对网络舆论的迎合，或是出于商业策略，或是出于社会正义。媒体和记者自以为能够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但是客观上不可能，也做不到。所以最好的立场是代表自己，在公共事件中不要以介入的姿态去代表当事的某一方，而是把相关各方的实际情况与诉求尽可能充分地呈现给社会公众，同时探讨能让各方利益都能够尽可能满足的解决方案并监督其实施。 国外传媒集团框架与成长模式研究 周笑（复旦大学）/《视听界》，2011.3.53～57 二十世纪初期，传媒业最稀缺的是有限的广播和电视频谱资源。于是，英国率先以国家信用为价值中介，以代议制民主的方式解决了频谱稀缺资源的社会化分配问题，由此发展起了全球最大的公营传媒集团BBC。不过，英国国家利益也随之构成了BBC利益拓展的边界与极限。 进入二十世纪中后期，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频谱资源的稀缺性得到一定缓解，金融资本成为相对更稀缺的资源。于是，擅用资产并购实现规模扩张的新闻集团，快速成长为跨国传媒集团，同时，也将自己的成长边界限定在了商业利益最大化的范畴之内。然而新闻集团的竞争优势过度依赖于资本市场和社会关系，这两者都相对缺乏文化传媒产业必要的稳定性和内在价值取向，当发生结构性的技术变革或市场重构时，如新媒体技术带来的纸质报业严重萎缩、传统广告收入大比例下降等，新闻集团的竞争优势将会面临严峻挑战。 随着新媒体技术发展，频道资源和金融资本把用户的使用成本无限趋向于零，此时稳定和忠诚的大规模用户，成为了传媒业首要的稀缺资源。由此，以Facebook等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用最直接的信息民主，有效超越国家利益和商业利益，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大规模的忠实用户，成为最有潜力的新生代传媒集团。 纵观上述三类国外传媒集团的框架与成长模式，可以发现：更本质的动力机制在于传媒业稀缺资源的不断转换，从而导致了各类传媒机构权力结构的适应性改变。因此，中国的传媒集团亟需因地制宜地分析并确认自己最稀缺的资源，藉此确立自己最合时宜的成长发展之路。 自媒体时代的全民传播现状与舆论困境 翁家若，徐玉红（浙江工业大学）/《天涯》，2011.4.179～191 互联网、手机等新资讯科技的社会使用为网民创造了更多通过自主多样的传播活动来反抗揭露既有权力与知识体系的机会。近几年来，每当有重大社会事件发生时，新兴的通讯科技都发挥了惊人的社会连接和组织动员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体就丧失了制造共识的能力，也不意味着网络媒体就可以代表所谓“公益”解决问题。 赛博空间里发生的自主传播行为大多止于即兴的、无组织的、浮光掠影的个人贡献和零散的群体动员，这些自发的动员组织结构相当松散，没有形成持续的、系统的、具有组织和具体方案的结盟活动，没有真正影响决策或权力。网民绝大多数都是随聚随散的围观者，虽然表达了反抗的心声，却很容易转移注意力。这种即兴式传播组织行为模式、合作策略和壮观的网络动员并未触及到深层的结构问题。 早在十九世纪的法国，托克维尔就开始呼吁中间组织或者民间结社以专业的方式操作社会议题过程来制约权力的滥用。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尤其需要这些中间组织、志愿性社团的出现，以提高民众参与和管理社会事务的意识和能力，培育“公民社会”。中国目前面临着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多元化社会需求及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需要重视草根非政府组织的产生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