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威和李普曼对“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之颠覆 黄建新，常园园（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学报》，2011.3.130～140 “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是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在西方占主导的大众传媒指导理论，该理论吸收了17世纪西方思想家的理论精髓，为建立和发展相对独立自由的大众传媒体系鸣锣开道。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欧美大众传媒先后进入垄断时代，该理论的历史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受到了约翰·杜威和沃尔特·李普曼两位美国理论家的有力颠覆。 杜威把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家们所信奉的真理观，他认为这种真理是空洞和抽象的，因为真理要视功效而定，根本没有“最终胜出”的真理，知识之是否成为真理，是变动不居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同时，杜威提倡“社会共同体”的理念，反对个人自由放任。他认为，乡村共同体随着人口城市化而解体，而由蒸汽和电创造的大社会,还达不到“共同体”的水平，要再次形成“共同体”，就要靠大众传媒把人们彼此连接起来。与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将报刊视为私人产业不同，杜威则是将大众传媒定位为“社会公器”。 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假设在民主制政体中，公众是政治中的现实主体，他们通过各种体现公意的形式(像集会、投票等)，借助大众传媒汇聚公众舆论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导力量，成为立法的基础和维系社会的道德力量。对这一假设，李普曼作了釜底抽薪式的批评。他认为，公众不是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主体。作为大众传媒的受众，公众是分层和分群的公众，分成一个个的生活小圈子，受到他们不可能摆脱的“固定的成见”的支配，公众不可能凝聚成完整的有机体。公众的这种现实处境，就给当局施展权能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李普曼彻底摒弃了卢梭以来公众舆论成为社会政治主导力量的天真想法，而把公众舆论看作是政治家在其中有很大作为的、有其自己目的的造势，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大众传媒的报纸由于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通向公众的主要渠道，就自然地分享了政治权力。 媒体的重新分类与未来 吴鹏（北京地下铁道通成广告有限公司）/《中国广告》，2011.5.130～131 传统的媒体分类方法通常是将媒体分为电视、广播、平面、户外四类，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又增加了网络媒体与新媒体两类，所有不易划分的媒体形式，统统被归入了新媒体的范畴。这样划分不仅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而且对媒体的理解和使用也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传播的最终目的是影响人，因此合理的分类方法是基于人而非技术，鉴于现有媒体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可以采用二级分类法对媒体进行分类。第一级分类是基于时间，将目标受众的一天划分为早交通、上午工作、午休、下午工作、晚交通、晚休闲六个时间段，这种分类方式可以将所有媒体都完整划入而无一遗漏；第二级分类则是根据某个特定的时间段中目标受众所处的环境对媒体再细分整合，例如在交通时段中，搭乘地铁的受众主要受地铁媒体影响，选择公车的受众则会受巴士媒体和街道设施媒体影响，自驾车或乘出租车的受众，则主要受广播媒体影响。 从以上分类中，可以发现一些新的现象。随着城市生活形态的变迁，媒体的重要性排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手机媒体(或手持终端)是唯一的全时+定向媒体平台，虽然垃圾短信饱受诟病，但是从目前的火热态势看，这个媒体平台依然存蓄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同时，传统分类方法中的户外媒体已经全面超越了电视媒体，交通时段媒体尤其是地铁媒体的崛起已成定局，也许到2015年，会出现覆盖中国最具消费能力的20个城市、囊括各种创新媒体形式的超级地铁媒体网络。 美国的战略传播体系 吕祥（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外传播》，2011.6.58～59 自二战起美国即建立起庞大、高效且运作精妙的面向全球的宣传机器。在不同历史时期，美国政府使用了多个术语来指称其对内、对外的公开和隐蔽的宣传活动，包括公众外交、公共事务、心理战、信息战、战略影响等等。至2010年，以奥巴马总统的《国家战略传播构架》为标志，美国政府终于以“战略传播”一词来统括上述所有这些活动。 鉴于美国战略传播涉及诸多的隐蔽活动，美国公开的官方文件从不提及其在战术层面的表现。而根据国外研究者透露的零星材料，美国的战略传播主要采取以下方式：1、“白色”宣传，即以政府的公开活动所开展的渗透性宣传。美国国务院主导的公众外交以及以“美国之音”为代表的政府媒体即属此列；2、“黑色”宣传，即以隐蔽行动开展的宣传活动。美国中央情报局、国防部等机构所开展的宣传活动多属此列，包括秘密控制国内外媒体、收买政治家等大量的渗透性活动；3、“灰色”宣传，即通过幕后的收买、利诱等手段诱使相关国家内部“意见领袖”及媒体从业者充当其代言人，从而达到张扬美国利益诉求、进而影响相关国家政府决策的目的。 在此三种对外战略传播活动中，所谓“黑色”和“灰色”宣传基本由中央情报局、国防部等机构负责，其行为的隐蔽性使得我们无法了解其具体的行动方案。据美国研究者透露，美国国防部下属的特别运作指挥部（简称SOCOM）从事大量的对内、对外宣传活动，其2006－2011年的总预算为280亿美元；而在中央情报局从事的所有隐蔽活动中，40％是隐蔽性的对外宣传活动，其经费远远大于其他公开机构（如美国民主基金会及现已归属美国国务院的原美国新闻署班底）的费用的总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