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1)03-0066-06 电视文化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是与大众文化相对应的一种文化形态，本身具有大众化、通俗化、标准化、消费性等大众文化的特征和属性。从其构成上来讲，电视文化包含了两个层次的涵义：其一是作为“形象文化”的电视文化，其二是作为“消费文化”的电视文化[1]。同大众文化研究一样，电视文化研究发起于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以及后期的哈贝马斯从批判的角度将电视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工业”加以研究，认为电视文化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麻痹社会大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思想和观念。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尤其是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如雷蒙·威廉斯、霍加特、霍尔、费斯克以及莫利等人，更加注重对电视文本以及传播者和受众的研究，强调电视对个人以及社会的意义生产和消费功能，重视受众对电视内容的符号解读及电视对日常生活的建构；以葛兰西和阿尔都塞为代表的媒介意识形态理论将电视文化看作是国家控制的一种形式，通过媒介实行非暴力的文化意识形态的间接控制。此外，后现代主义对“消费社会”、话语权的研究，女性主义对电视文本中的性别研究等都对电视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我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步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代表现代文明的电视媒体迅速发展，成为人们生活的必要部分，电视文化研究也成为众学科关注的焦点。传播学侧重从电视文化的自身发展体系和电视文化的分支如电视剧、电视新闻、纪录片等具体节目类型出发，探讨电视与受众、电视媒介技术、电视话语等领域的问题，注重传播过程与效果、反馈的研究；文化研究则将具体的电视内容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从中分析其所体现的文化内涵，挖掘蕴含在其中的意义，从较为微观的层面探讨文本中反映的社会现象及社会问题。但学术界对当前我国电视文化的研究并不尽如人意，如陈龙认为我国的电视研究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学理化的研究，这使得很多著述者对电视的研究处在感性认识的层次，皮相之论多，深层研究少[2]。社会学视角的特色在于分析微观层面的同时，不仅具体地研究电视文化，而且会将电视文化的发展与一系列社会事实相联系，详析电视文化与其他相关联的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的二元或多元关系，从微观上升到中观以及宏观理论层面。基于此，本文是在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电视文化研究分为电视与话语权力、电视与媒介经济、电视与受众、电视与日常生活等四个方面，作一番社会学的分析和解读。 一、电视与话语权力 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以电视为代表的媒体文化掌握着话语权。首先，在电视文化与话语权力的关联中，电视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成为各种话语系统之间权力争夺的场地。其次，电视自身利用其资源向受众输出各种价值、思想、言论，以“权力者”的身份和姿态影响受众。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意识形态决定了电视话语系统的各种特征。话语系统是构成电视文化的主要结构，代表不同主体的话语系统背后是一系列无形的、隐含的权力争夺，当今的文化竞争、媒体较量，说到底就是话语的权力争夺，不同的话语系统代表不同利益主体的声音，象征着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满足不同阶层人们对于媒介文化的需求。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电视话语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新闻等领域，大致可分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个层面。宏观层面主要探讨我国传媒语境中存在的话语系统及其变化特征；微观层面主要集中于对具体电视节目类型中出现的话语及其代表的需求和利益主体的分析与研究。 1.宏观媒介语境中的话语权力。电视与话语权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传播学视角，国家话语、精英话语、大众话语成为分析的切入点，从一元到多元、在国家话语意识形态主导的前提下，精英与大众话语的较量是当前电视话语的总体特征。 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电视文化发展的历程，有学者认为在我国的传媒语境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现代性话语”：(1)作为追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以“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现代性话语。(2)以追求文化认同、建构民族身份为代表的“民族主义”的现代性话语。(3)以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世俗现代性话语[3]。也有学者对我国电视话语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视话语出现了由宏大叙事向微观叙事和平民生活伦理化叙事方向的结构转型，转折点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4]。还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视文化发展的主线是电视话语系统的多元化，它主要包括国家话语、精英话语和大众话语三种系统[5]37。这三种话语系统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迫使争夺受众注意力的媒体依据不同的话语结构制作满足不同群体需求的电视节目。可以说，在不同的节目类型背后支撑的是不同的话语权力，每一种话语系统背后都相应地存在拥有相异文化旨趣的电视受众。 当然，我国媒介话语秩序是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经历着传统形态的反思和新时期的重构这个过程。有学者认为当下我国媒介话语形成新的多元化结构。具体而言就是“国家/宣传话语”仍居于权威和主导地位；“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表现为在国家话语基本思想指导下不同层次人群的指向；“草根话语”则是各种内容的复杂聚合，表现为更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6]。事实上，电视媒介通过对历史的描绘和现实的勾勒，塑造了大众心目中的生活图像和愿景，并在此基础上表达或建构了一种主流的社会意识，这是权力意志的一种体现[7]。
